周恩来的人生轨迹虽有波折,却没有大起大落,这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一个“忍”字。 美国人谢伟思在陪都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他谈及亲身体验时说:“我从未见过周恩来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定,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冯玉祥就皖南事变一事,曾与周恩来交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很能忍耐。”的确,忍辱负重、忍中求进,是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显著的特征之一。
“领导者在必要时,应该忘记他所受的侮辱”,这是周恩来的座右铭。他把忍受屈辱当作锻炼意志和才干的手段之一。他曾说:“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完最难听的话,不可因为触及自己的痛处,就面红耳赤,立即争辩起来,打断人家的话。在学习、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得完自己认为平淡无奇的学术报告,要把应该读的、但自己感到枯燥的书读完。”
1958年,周恩来的政治生命遭到一次严重的挑战。在这年一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因为反对冒进,受到毛**的严厉指责。在这严峻时刻,周恩来没有起来争辩,而是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夕,周恩来将其理论秘书范若愚召去,说自己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反冒进”的错误。因为是做检讨,所以,要由他口授内容,范若愚整理成文。
据范若愚后来回忆,周恩来讲着讲着就进行不下去了。由于内心有矛盾,他几乎流下眼泪,最后只好分阶段进行,周恩来讲一段,范若愚回去整理一段,这样反复几次才完成。
检讨稿整理出来以后,周恩来在审阅时看到写有他与毛**“风雨同舟,朝夕与共”的叙述,他就生气地对范若愚说:“这不对!1945年后才是如此。1945年以前,我和毛**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这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他讲这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曾说,周恩来的实力正在于:“他习惯地拒绝对毛泽东的斥责作出反应,不冒犯毛的无上权威,不加入毛的反对派。相反,他温顺地接受这种斥责,这在毛的副手中是独一无二的。”
周恩来在中共领导层拥有最高权力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还是建国后中共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职位曾高于毛泽东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古人云:“必胜非勇,能胜能不胜之谓勇。”此为至透至彻之言。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承认:母亲的性格对他影响很大,母教的过分仁慈和忍让,对他以后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影响。现在,我们纵观周恩来的一生,觉得他的忍让并非都那么必要。但是总的说来,他是一个忍于所当忍,退于所当退的政治家。外国有人把周恩来比拟为“有弹性的优质钢”,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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