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的第203页记载：“为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在五月初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由上海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去莫斯科。”但是他们何时到达莫斯科并未说明。然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的第140页记载道：“（他于1928年）5月16日
参加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这就是说周恩来是1928年5月16日或之前到达莫斯科的。实际上，这个时间是很值得商榷的！
当时从上海坐日轮到大连、经东北去莫斯科要多长时间呢？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里说“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见该书第二部第372页）。若按此计算，周恩来夫妇5月1日或2日从上海出发，两个星期后是5月15日或16日到达莫斯科似无问题。然而，他俩在路上遇到了麻烦，使他们的途中受到了耽搁，从而大大延长了行程时间，故不可能在两个星期里到达莫斯科。
邓颖超在《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一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一书第45页）中详细记述了周恩来和她当时去莫斯科途中遇险和脱险的情况。她在文中说：“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这就是说，他们离沪是在发生“济南惨案”后的5月4日。这是因为“济南惨案”是5月3日10点以后日本军队屠杀几千中国人的事件，当天上海各报不可能刊出的；另一方面“5月初”是不会是5日以后的日子。次日船到青岛靠岸，他俩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并买了青岛各种报纸带上船，因而引起日本暗探的注意。船到大连，周恩来遭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他沉着、巧妙应对过去了。为防不测，他们销毁了接头证件，还绕道吉林县，在伯父家过了两天，而且邓颖超晚周恩来一天去哈尔滨。因无接头证件，邓颖超只得每天去火车站等候在他们后面出发的李立三，“一连数天没有接到”，最后还是等到了李立三，才一起赴苏。既如此，周恩来夫妇在吉林县耽搁了3天，在哈尔滨等李立三耽搁了3天以上（“数天”应是3天以上），总共耽搁了6天以上。这样，他们从上海到莫斯科就要20天以上。也就是说，他们最快是5月24日抵达莫斯科的。所以，他不可能参加“5月16日”的讨论会。
另外，从其他六大代表到达莫斯科的时间推断，也不可能是5月16日召开部分六大代表讨论南昌暴动。因为“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到达上海”，“从5月上旬开始，代表们陆续前往苏联”（见《异国聚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4、25页）。这就是说，除瞿秋白、周恩来等因负责筹备六大而较早出发外，普通代表基本都在5月上旬离沪赴苏，他们也是于5月16日难以到达莫斯科的，更不用说参加讨论会了。但是，会不会是中共原在莫斯科的驻共产国际人员或留学生中的六大代表出席的讨论会呢？也不可能。因为“此会在3月14日开过一次，周恩来没有参加”（见《周恩来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140页底注），而参加3月14日讨论会的只能是原在莫斯科的六大代表，参加第二次讨论会的应该是从国内来的代表。所以，第二次讨论会的时间不可能是“5月16日”。
从以上两种情况看，第二次召开“南昌暴动研究会”的时间不应是5月16日，而是5月26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之所以出现“5月16日”可能是记录笔误或印刷有误所致。
可是，无独有偶。韩泰华撰写的《周恩来同志与党的“六大”》一文中写道“5月16日，周恩来参加了‘南昌暴动讨论会’，并在会上就土地革命、政权、军队、群众观点、党的领导等八个方面发了言”。该文发表在《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上。而1989年3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
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一书中，负责编写1927年7月—1934年10月部分的两位作者之一是韩荣璋。看来韩泰华和韩荣璋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撰写关于“5月16日周恩来参加南昌暴动讨论会”的。从网上查看得知这两位韩先生都是党史研究者，他俩应该是查看了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的。两位韩先生是不是一个人或有什么关系呢？看来，第二次南昌暴动讨论会的开会时间，只有两位韩先生之一核对原始资料才能彻底澄清。 |
发表于 2013-10-6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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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9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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