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周恩来与叶挺
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视周恩来为知己的人很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一段难忘的回忆或感人的经历。一生坎坷的叶挺将军在同好友谈起周恩来时也曾动情地说过:“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这句简短的话语包含了他对周恩来的全部感情，也反映出他同周恩来之间不寻常的友谊。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留下一部完整的回忆，后人只能沿着他们生前的足迹去寻回那难忘的往事。
一
那是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当时的中国笼罩着浓郁的革命气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携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到了革命的中心地——广州。他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投入了从平定商团暴乱开始的统一广东的战争。
1925年是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一年。在统一广东的战争中，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自己掌握的革命武装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征得国民政府，特别是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后，决定在广东肇庆建立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周恩来等经过慎重的选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共党员叶挺，因为他不仅在粤军第一师任过职，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工作基础，而且受过苏联红军学校的正规训练。
叶挺是在这年9月才从苏联回国的，他接受任务后，不顾旅途劳顿，马上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这时候，周恩来正在第二次东征途中，他十分挂念独立团的组建工作。当东征军收复汕头后，他曾立即返回广州，同叶挺商谈，了解独立团的组织与筹备情况，做了周密的部署。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叶挺的努力下，独立团于11月下旬正式成立，叶挺任团长。从开始筹备算起，独立团的组建，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支浇灌着周恩来与叶挺的心血与汗水的革命队伍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武装，也是周恩来与叶挺之间革命友谊的开端。
1926年夏天，国民政府在统一广东后决定出师北伐，独立团奉命为北伐先锋，开赴湖南前线。5月初，在叶挺率领下，独立团由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到达广州。这时候，周恩来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已被迫辞去了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受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正在广州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训练班的主任，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大多也是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中山舰事件的发生给我们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党对叶挺独立团寄托着深切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同叶挺重逢，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详细听取了叶挺关于独立团情况的汇报。在独立团离开广州的前夜，周恩来特意到司后街叶家祠堂叶挺寓所召集独立团连以上的干部会，鼓舞士气。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介绍了湖南湖北的工农学生运动情况和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应该是不怕牺牲、英勇作战，起先锋模范作用的军队。讲话结束时，他用“饮马长江”这句话鼓励大家。临走时他与每个同志一一握别，很有信心地说:“武汉见面”。为给独立团一些实际的帮助，他后来把政治训练班毕业的大部分学员派到了独立团。
这次话别给叶挺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从周恩来身上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在日后艰难的斗争中这始终是鼓舞他率领独立团前进的动力。独立团英勇作战，屡建功勋，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二
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北伐战争达到高潮时，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严峻课题。在血泊中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南昌起义就是在这种总形势下爆发的。周恩来、叶挺都参加了这次起义，并且都是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们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一同迈出了新的步伐。
1927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由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的基本力量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这支队伍是这年3月由第四军第十师扩编而成)。还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周恩来指定聂荣臻等组成中共前敌军委，并派他先到九江进行起义的准备。几十年后，聂荣臻回忆起这件往事时还记得，他临行前，周恩来曾嘱咐:“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7月26日，周恩来也赶到九江，第二天他秘密抵达南昌。就在这一天，叶挺也率部开到南昌。在30日和3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召开了包括叶挺、彭述之、恽代英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叶挺等同党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斗争，把起义时间确定下来。8月1日凌晨，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在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起义过程中，周恩来、叶挺共同指挥部队与敌激战。当胜利的喜讯传来时，他们俩的双手紧紧相握在一起，这两双手为八一军旗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起义成功后，周恩来、叶挺等根据中央预定计划率部南下。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起义部队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以及酷暑炎炎、道路坎坷、给养困难、病员增多，给这支部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困难和挫折没有使周恩来、叶挺等屈服，他们共同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为了突破敌人的围剿，他们一起指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会昌战役。为了统一内部的思想，他们从大局出发，互相支持。当在南下路线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时，周恩来等的主张获得多数支持，据陈公培回忆，这是“由于叶挺坚持，所以问题就迅速解决了。”
以后，部队在三河坝、潮汕两次分兵，起义最终失利。1927年10月3日，周恩来、叶挺随失利的部队撤到普宁县的流沙，同先期到达的其他领导同志汇合。在这里，他们出席了著名的流沙会议。根据不久前召开的八七会议的精神，周恩采在会上作报告指出:部队今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公开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开赴海陆丰实行土地革命，作长期革命斗争的准备。叶挺也表示了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决心。
这时候，周恩来已患上恶性疟疾，连日高烧，时常处于昏迷状态。在撤往海陆丰的途中，他是靠大家用担架抬着走的。由于敌人的截击，部队被打散，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叶挺、聂荣臻一直护卫在周恩来身边。到达陆丰后，他们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帮助下撤往香港。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所乘的小船迎着风浪“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
这一切，不仅使他们经历了生与死的严重考验，同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锤炼了他们的友谊。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不久之后，当叶挺在革命道路上遭遇严重挫折时，周恩来对他保持了信任和理解。
三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鉴于粤桂军阀混战，广州地区出现空虚，决定举行广州起义， “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并决定由叶挺担任这次起义的总指挥。由于叶挺当时是国民党搜捕的重要人物，考虑到他的安全，广东省委没有通知他到广州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而是要他在香港待命。周恩来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叶挺是在“起义前的几个小时——（1927年）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的”。由于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起义的连续失败，使中共中央感到需要尽快地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讨论各地的工作。这时，周恩来已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军事和组织工作。在会上，他主动提出赴广东开展工作。可是由于他所负责的工作难以脱身，会议决定派李立三前往香港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
1928年初，李立三到香港。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指导广东省委召开了全体会议，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由于他没有亲身参加这次起义，对起义的情况又没有做认真的了解与研究，因此在会上对起义进行了错误的指责。并对起义的领导人采取了惩办主义的作法。对叶挺，他错误地认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示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这次省委会对广州起义的认识太粗浅，这样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起义领导人加以严厉处罚也是不对的。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重新处理此事。
周恩来到香港后，马上召开省委扩大会，在会上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对李立三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特别指出“对这次同志的严厉处罚是不对的”，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周恩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解决了广东党内的争论，恢复了党的团结，也为叶挺等起义领导人排除了困境。
但是，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随着香港局势的日益恶化，党的机关连续遭到破坏，作为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叶挺的处境也日益危险。因此党组织决定要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的经过。叶挺没有想到，在莫斯科他所受到的是更为残酷的打击。米夫、王明等既不虚心听取他的意见，也不认真研究他的汇报，而是对广州起义横加指责，并故意处处冷淡他。这种情况使生性倔强的叶挺难以忍受，在内心充满痛苦和压力的情况下，他离开了莫斯科，跑到德国流亡去了。十八年后，叶挺回想起这段痛苦经历时向党坦诚地交了心:“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周恩来对叶挺的所为是理解的，对他的遭遇是愤愤不平的。他在以后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澄清了历史事实，给予了公正、正确的评价，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叶挺离去后，周恩来始终盼望着他的归来。当抗日战争爆发，日夜思念着祖国的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忱主动与党联系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个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如何改编十年内战时期留在湘赣粤闽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就是组建新四军的问题是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周恩来费心思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由谁来出任新四军的领导人。在国共合作局面下，这个人既要得到国民党的赞同，又能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如同当年组建独立团时一样，周恩来想到了叶挺，认定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这年8月，周恩来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途经上海时会见了刚刚从海外回国的叶挺。在谈话中，他对叶挺没有丝毫的责备，而是热情赞扬了叶挺强烈的抗日愿望，并恳切地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理解和信任深深感动了饱经磨难的叶挺，尽管他意识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项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但还是勇敢地承担了这个责任。9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在筹建新四军的过程中，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给了叶挺直接的指导与帮助，这是新四军能够适应抗战需要很快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则希望新四军是—个中立的部队，最好能为己所用，所以对叶挺采取了拉的办法。但叶挺在新四军一成立就庄严表示:“完全服从和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事情也如叶挺自己所料，新四军的工作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同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中，也反映在新四军内部，他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的关系上。叶挺再度陷入困境之中。
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依茅山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项英的思想产生了分歧。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能执行。叶挺则认为可以执行。因此，项英对叶挺一直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他向中央提出:“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项英的不尊重，使叶挺难以开展工作，他心情十分苦闷，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8月28日，率中共代表团在武汉开展工作的周恩来正准备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际，收到了叶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周恩来等立即回电表示挽留:“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指六中全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但是，会议尚未结束，叶挺已离开了新四军。叶挺的辞去在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多次宣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显然，叶项关系处理不好，给我们党的工作和威信造成了很坏影响。
这时，武汉已沦陷，周恩来到了重庆，他为新四军中出现的问题深为焦虑。他从自己对叶挺的了解认为，叶挺现在虽不是党员，但对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热爱的，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好同志。应该很好地团结他，为他排除工作中的困难。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中共中央十分赞同他的意见，隔日复电指出:“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在重庆，周恩来多次同叶挺谈心，劝他回去，工作困难，他同项英的关系，将以确立制度来解决。叶挺向他倾诉了积蓄心中的苦闷，说:“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会怀疑我”。周恩来恳切地向他说明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用大，—定要以大局为重。
为解决新四军存在的问题，1939年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跋山涉水亲自陪送叶挺回新四军。在新四军军部领导干部会上，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并严肃地批评了项英。尽管项英始终未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但是，从周恩来的关心与爱护中，叶挺依然感受到了党对自己的信任与关怀，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与决心和克服困难的勇气。临别前，周恩来、叶挺共乘—个竹筏在青弋江上留下了依依惜别的合影，那清清的江水是他们深厚友情的历史见证。 |
发表于 2016-2-28 23:15
| 
发表于 2016-6-26 2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