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观看《龙江颂》时,侧过头小声问身边的狄福才:“怎么影片上没有导演的名字?”
“江青同志不同意突出个人,叫写集体创作。”
“集体创作?大家看后,连是谁拍的都不知道,应该写上!”周恩来大概觉得这种做法可笑,忍不住在一旁自言自语。
狄福才知道这不是编导的错,就解释说:“总理,这是江青同志规定的,从《智取威虎山》开始就定下来的,不突出个人。”
“这不是笑话吗?从外国的电影到中国的电影,都有创作人员的名字,怎么就‘样板戏’的电影不写名字?写名字就是突出个人了?写上名字才能有负责精神。不写名字是说不通的!”周恩来忍不住把嗓音提高了,旋即又重重吐出了“滑稽”两个字。
周恩来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1971年8月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审查新闻纪录片。
自“文革”以来,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片头上统一使用了毛泽东头像和《毛泽东语录》,以前周恩来没有说过什么,这次他发话了:
“新影的片子不一定都要用主席的像。你们能保证你们的片子百分之百符合毛泽东思想吗?你们用主席的头像做厂标,这是极不严肃的!”
新闻片是狄福才送去的,正好也在场。他见周恩来这样说,觉得有点突然,就忍不住问:“以前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不放毛主席头像,放什么呢?”
周恩来扭过头,望着坐在一边的狄福才,没有正面回答应该放什么的问题,而是反问道:“狄福才,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二字?如果强调时时、处处、事事,那怎么可能做到呢?主席的书、语录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把主席像印在其他书上,我看这本书就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你不敢保证吧?我也不敢!”
周恩来历来反对搞形式主义。1969年,他为北京电影制片定下了争论许久的厂标,就是一例。
北影厂在筹备拍摄《智取威虎山》的时候,就采用什么标志作为厂标的问题,争论了将近一年也没有定下来,有人说用工农兵,有人说用工农兵加天安门……如果这样“畅所欲言”的自由争论下去,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结果。军代表动了脑筋,利用周恩来审查新闻片的机会,将这个极简单却又棘手的矛盾交给了周恩来。
“工农兵?工农兵加天安门?有工农兵在上面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没有工农兵就不是为工农兵服务?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认为用天安门就可以,厂在北京,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周恩来一锤定音,北影厂旷日持久的厂标之争总算告终。天安门标志一直被北影厂沿用至今。
1970年7月,朝鲜朴成哲访问北京的中朝友谊公社。朴成哲看见农民用的爬秧工具不及他们那儿的宽,就说如果工具能再宽一点,速度可以加快些。后来,拍摄记者在剪辑胶片时,没有把朴成哲的原话翻译出来,影片上只有画面没有解说词。周恩来在审片时,发现了这个细节,就追问:“他在讲什么?”记者将朴成哲的原话说了一遍。
“为什么不加上这段解说词?一个外国人能这样诚恳地提出意见,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加上他的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假话、大话风行,谁也不敢说实话的年代。周恩来的内心,多么渴望有人讲真话!
(摘自《党史博览》 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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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说: "无论是翻开“样板戏”的剧本,还是观看“样板戏”的电影,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人的名字,演员、编剧、导演、作曲、摄影、指挥等等,到了“样板戏”里全都隐姓埋名,“个人主义”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这点并非完全符合事实: 每部样板戏电影都有演员的名字, 连反面角色的演员名字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