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对文革的看法越来越难以认同，做为第二把手，他无法反对这场倒行逆施的“革命”，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绞尽脑汁地给这场疯狂的革命减震。尤其病重之后深感来日不多，讲了不少动情的话。在他离开人世不到一年之际，曾痛心地说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在太平湖投河自尽的老舍，一个是冒着九死一生偷渡到国外的马思聪。当时二人并未平反，如果传到江青耳朵里并向上反映，将是新的罪状。文革的政治环境就是如此险恶。

周恩来与马思聪并无私交，友情都来源于工作。解放后，有很多音乐人才从海外来到北京，像在北京担任第一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就是周恩来派人做工作回国的。早在1940年5月，周恩来就对马思聪的音乐才华很欣赏，那是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周恩来迈着从容的步伐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六年后，马思聪在上海，内战尚未开始，马思聪并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套近乎，反而来参加共产党人召集的各界人士座谈会，那是在乔冠华、龚澎邀请下来的，周恩来主持座谈，马思聪再次领略了共产党人的风采。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马思聪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很明显地寓意光明从延安来，表明他对未来光明中国的向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在新生政府的力邀下，经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马思聪到达北平就受到重用，在开国大典前的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表达换了人间后的喜悦。

    国家很重视新中国的音乐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询问他：旧中国音乐落后，而怎样才能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说：人才第一是最重要的，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有一拍即合的感觉，高兴地说：的确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不久，周恩来总理到前苏联访问，马思聪是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不久，马思聪就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那一年马思聪才37岁。

马思聪担任院长后，马不停蹄地辛勤工作，他也常被周总理请去谈音乐发展情况，有一次马思聪被请到中南海。周恩来把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说：“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如此尊重知识分子，让马思聪深受感动。因为知识分子已经被定位为被改造对象，是附在皮上的毛，这一天他听到了不同的评价，当时他也承受不起。

马思聪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了音乐人才的大熔炉。如今坐落在北京西城区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是世界驰名的音乐学府了。

十年动乱，马思聪受到无端陷害和凌辱，脖子上挂着牌子挨斗挨打，终于在一个夜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几经辗转逃往境外，周恩来在去世前不久曾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三年前，经第六任总理温家寳的批示，马思聪在美国病逝二十周年后落叶归根，长眠故土，在广州白云山麓安葬。马思聪的骨灰终於能移葬故土，弥补了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临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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