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会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和陈永贵

风之舞者

1971年我会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和陈永贵 <BR><BR>撰稿：郭莹（英国）口述：保罗；加拿大 <BR><BR><BR>　　1971年7月和8月，我做为加拿大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西安、广州、南京，以及延安和大寨。我们是自1949年后第二个北美政府访华代表团。第一个是1970年时，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友谊比赛”破冰之旅。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中国政府委托，经由北美“关心亚洲问题研究委员会”出面组织的，共13名团员。来中国前我当时在美国伯克莱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并曾在香港学过汉语。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由中国外交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官员热情地表示：“我们很重视你们的来访，希望大家随处走走看看，多些了解中国。”事实上，我发现这句话当真正实践起来时，是多么地困难重重甚至相当冒险。 <BR><BR><BR><BR>　　被押到派出所 <BR><BR>　　到达南京后的次日清晨，我与一位同伴走出饭店去外面闲逛，溜达着拐进了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居民小巷。居民大院门外的树荫下，几位老人正在闲聊和下象棋。小巷里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风情，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相当新鲜和具东方魅力，于是我举起照相机拍了几张民居、街景和老人们的聚会照。就在我端着相机兴致勃勃地东拍西照时，那几位老人突然一拥而上吵吵嚷嚷着夺下了我的相机。这时立即围拢上来数十人，大家情绪愤怒地斥责我“居心叵测地拍摄中国的阴暗面。”在一群人民群众的押解下，我俩被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办公室里值班的警察拿过我的相机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我紧张得心提到了嗓子眼，担心警察会因我的反革命行为而销毁胶卷，那样我这些天中国之行的素材就全毁了。谢天谢地他终于没打开相机盖，我松了口气。 <BR><BR>　　接下来警察首先问我们是哪国人。我答“加拿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家，就问：“这是什么国家？在哪里？”我答：“在北美。”警察警惕起来尖着嗓门惊叫：“你是个美帝国主义份子。”我吓得直哆嗦，忙急中生智地解释：“我不是美帝国主义，我是加拿大人，在美国的北方，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吗？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听到白求恩这个名字态度立即缓和了一些。他又问：“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吗？”我十分吃惊地回答：“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亲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兴趣地追问：“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样，受外国共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认。于是警察态度严肃地指责我说：“首先你没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就随便拍摄，这是犯罪行为。第二，你不去拍我们壮丽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新风貌、不去拍我们人民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冲天干劲，却偏偏钻进中国落后的小巷内，故意拍摄我们的阴暗面，你这是妄图别有用心地诬蔑我国。”我听不懂他这一连串的政治术语和政治罪名，但我心惊胆战地意识到自己显然罪责深重。我想起中国外交部官员的话，于是我打算试试救自己。我的同伴听不懂汉语，呆立在一旁紧张地盯着群情激忿的中国人，显露出十足的恐惧。我建议警察给我们下榻的饭店打电话，外交部的陪同官员会向你解释清楚。到了午餐时分，外交部官员终于赶来派出所将我们营救了出来，至此我俩已被扣押了整整一个上午。临出门前警察说：“你要接受教训，下次拍照前得先经过我们政府的批准。而且应多拍些能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大好形势光明的方面和先进模范人物。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亲人面子上放了你们。” <BR><BR><BR><BR>　　周恩来开明健谈，张春桥、王洪文一直黑着脸 <BR><BR>　　我们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周总理迎在门口与大家一一握手，说：“欢迎你们来中国，你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当时文革险峻的政治形势下，一片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极左狂潮下，周的这番表态十分鼓舞我们。当时在周恩来左右两侧作陪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这二人没与大家一一握手，三个小时的会见中他俩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神情也十分阴沉。给我的印象是，这二位文革风云人物好似被迫出席此次外事公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周恩来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汉语，我答“在伯克莱（Berkeley）大学读汉学研究生。”他马上极有兴趣地询问伯克莱这所西方名校的情况，及西方汉学教学研究现状，还特别关心我学习汉语的困难。当周得知我此次是从香港进入大陆时，便关切地询问：“香港怎么样？我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我客气地回答：“香港是个好地方。”周说：“我们把香港看的很重要，香港最终我们是会收回来的。”周给我的印象是，健谈活跃，极其睿智和反应敏捷，且大度热情，令我们感觉是在与朋友交谈，一点也不拘谨。周谈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当我们谈到一些事情时，他都会先专注地洗耳恭听，待对方结束话语后，周会迅速地作出反应。我们讨论每一个问题时，周最后都会直接、明确地对该问题作出表态和答复。他的每一个表态、答复，都鲜明、清楚地体现了其原则或立场。整个会谈中，周从未含含糊糊地兜圈子或所答非所问，亦从未回避过任何问题。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及坦诚的人品。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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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周说：“你们下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我就不会在了。”当时闻此言甚为惊讶不明白何意，直到1976年周逝世后回想起来，我猜测他那时是否已料到自己的癌症病魔来日不多了。提到台湾问题时，周答：“台湾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注意到周的态度相当温和，没用当年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与周交谈感觉他对西方持友善态度，他多次表示愿意与西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并期望与美国接触。比如周说：“我们始终都在关注着西方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情况。请你们来访，就是希望与西方人民、政党和社团互相间增进了解和发展友谊。你们不久就会看到我们将与西方国家开展往来，中国也肯定将会对西方敞开国门。”周又特别强调：“我对中国与西方及美国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的态度。” <BR><BR><BR><BR>　　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 <BR><BR>　　周还希望我们谈谈中国之行的观感。我们都回答：“很好。”这个回答的背景，一来是出于礼貌客气，更重要的则因为我们每天的参观日程都由中国官方安排陪同，所到之处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布置的，当然我们所见、所闻、所吃、所玩都很满意。周是位有魅力的人，我甚至觉得周很喜欢西方人。他感兴趣地了解北美大学的情况，但周没提到他曾在欧洲留学的经历。不过周告诉我们他从前有过一些西方朋友，并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自己与西方人的友谊，特别是他与白求恩的个人友谊。周还问我们在中国吃中餐的感受，很关心我们是否喜欢和习惯。代表团中有一位华侨，周问他祖籍是哪里人。他答：“广东中山人”。周马上说：“你知道吗，中山的篮球队满威风的。那里出足球名将，他们的个子也比较高。”周还尤其关心西方左派政党及左派革命的现状，打听西方人民反越战的形势，及加拿大、美国共产党的近况如何。他还询问有没有共产党人在北美的政府或国会内担任要位。我们回答，北美共产党的势力远达不到在政府及国会内任职的高度，共产党还是小党缺乏影响力。周对于北美共产党还相当薄弱十分感叹。我们又汇报说，西方人民反对越战的声势越来越高涨，要求政府停止越战的呼声已成为大潮流。周还询问了西方人民对政府的态度、意见，及反政府示威游行的趋势。 <BR><BR>　　周坦诚：“我们现在还很落后，还没有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步步的革命，这将会是长期艰巨的斗争。”我非常吃惊周坦白中国还很落后，因这与中国媒体的宣传及中国官员的口径是那么不一样。其他中国官员的口气及报刊上，皆通篇颂扬中国的大好形势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真正的国富民强。而在中国以外的西方世界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周进一步说：“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也存在着许多不平衡和落后的方面。这都需要一步步地来发展。”我明显感受到周对改革发展中国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没有用“改革”这个他逝世后数年才出现的名词。同时我也明显地感受到周欲言又止的无奈与压力。周左右两侧的张春桥、王洪文黑着脸所释放出来的“沉默压力”，及这二位文革闯将对周一言一行的监视，在坐的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可以想象周所遭遇的政治困境。我们继续发问“中国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周答：“文革是复杂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运动中有些事情做的太过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不了。红卫兵太冒进，武斗太过分和失控。”然后周明显地不愿多讲，我感觉周对文革有意见。我们最后询问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如何，周答：“不错。” <BR><BR>　　周在三小时的会见中反复表示：“非常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把你们当做朋友。我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持乐观态度。”周的诚恳、务实、健谈、友善以及他的智力，还有他对西方及西方人的善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从容不迫的周相比，张春桥、王洪文则显得冷漠和不自然。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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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形势一片大好 <BR><BR>　　我们曾向外交部提出会见毛泽东主席，中方的回答是：“毛主席日理万机。”我们问毛的身体如何，答：“非常健康。”我们也提出见见江青。回答“旗手的革命工作很忙。”我们又提出能否拜会林彪副主席，答：“林副主席也很忙。” <BR><BR>　　我们每天在中国的活动都由外交部人员安排和陪同。参观南京中山陵时，南京市委官员介绍这座国民党时期的国都时说：“南京曾是敌特的老巢，这个城市的对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还隐藏着一些反革命份子。”另一则花絮是，在西安下榻的宾馆吃早餐时，厨师从里面走出来礼貌地询问我们想吃些什么，我们回答想吃中国菜。没料到厨师显出非常非常吃惊的表情说：“你们外国人想吃中餐？”我们答：“对呀，我们不是在中国吗。”他说以前来这里的外宾（我估计是苏联人），都要求他做地道的西式早餐。那顿早餐我们吃的津津有味，厨师瞧见我们喜欢他的厨艺高兴极了。只是端上来的食物太多我们吃不下，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我们，当时还以为中国人每天的早餐都是这么大的饭量，感叹中国人可真能大吃大喝。 <BR><BR>　　由于不知晓我们这些老外是在“搞特殊化”，还以为在中国所享受到的待遇就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中方给我们放过一部介绍中国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有中国百姓围着餐桌吃晚餐的情景，画面上中国人个个开心地享受着丰盛的美味。这些活生生地美好画面，与以往在西方所闻中国人贫穷的谣言，那么地不符。在中国旅行期间，由于中国人已很久没有见过西方人了，于是很多中国人没想到我们来自北美，他们以为苏联人又回来了。1971年8月我们乘火车经过徐州时，车厢过道上一位母亲抱着个三岁的男孩在溜达，由于天气酷热我的衣领是敞开着的，当我经过男孩身旁时，那男孩伸出手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胸毛。他就这么死死地抓着，直眉瞪眼盯着这些奇怪的毛，我怎么哄他都不肯放手。这时男孩的父亲赶过来大叫道：“快放手，他是个鬼。你要是抓住鬼不放手，这个鬼就会把你提走下地狱去喂恶魔。”那男孩听后吓得哇地一声嚎哭起来。我试图劝慰他，我刚一开口男孩更惊恐地浑身颤抖。 <BR><BR>　　在上海虹桥人民公社，我们有机会与当地公社社员一道在集体大食堂吃“大锅饭”。食物丰盛得应有尽有，有肉有鱼、有鸡有蛋，有蔬菜豆腐，还有汤和水果，引得代表团成员们皆佩服羡慕中国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天天如过年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所形容的，所谓中国农村饥荒遍野的惨状。我们也被领到城市里的食品店、百货店随意看看，抬眼所见货架上皆琳琅满目、丰富多采。眼前所目睹的事实证明，西方报刊上关于中国生活用品、食品短缺，商店内外到处是龙蛇阵的报道，全是些不攻自破的谣言。瞧，我们眼前是一派多么繁荣的景象，店堂内也很清静，根本见不到几个顾客更没看到任何排队现象。我们还来到上海宝钢及一间纺织厂参观。一般来说所有的参观程序都一样，进门后先由厂领导介绍工厂的历史及解放后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再就是当前文革日新月异的风貌。然后由客人提问，我们常常感兴趣一些技术情况及产量如何，厂方每每爽快地对答如流，特别是产量的吨数，我至今印象里仍是个可怕的天文数字，因太庞大记不清具体数字了。只记得每年都会“超过历史以往的水平。”当然参观工厂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设备非常陈旧，我见到一台机器上标着1929年制造的字样。但我什么也没说。每次参观完毕后，我们都被邀请与厂领导一起吃顿好饭。这每每引发起西方人对中国人工作午餐高质量的赞叹。因在西方，宾客若参观当地的公司、工厂、学校等任何机构，都会被邀请到该机构的餐厅吃顿普通的工作餐，绝不会特别为来访的客人开小灶。由于我们是些中国情况“白痴”，误以为我们每到一处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国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当然无论如何没想象到，我们每天在中国的见闻都是被刻意安排出来的，待我知晓真相时已是文革结束几年后的事情了。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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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是样板戏，台下是另一番戏 <BR><BR>　　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坠，两位护士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扶助了她。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的是，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31年后的上个月我又去过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革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RedRiverValley》（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幅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在延安共产党干校礼堂，我看到正前方悬挂着一幅共产党领导人毛、周、朱和林彪的合影，过了几年后我再次看到这幅合影时，相同照片上的林彪已不知去向了。 <BR><BR>　　在中国期间，我们每天参观那些惊人成就的工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还有“江山如此多娇”的名胜风景，餐餐享受过年般的盛宴。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我发现中方对西方人还是相当警惕的，或者说我们随时被监视着。比如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位法国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当时我就发现房间的隔壁有人在监听。宾馆走廊里总有三三两两的便衣闲逛着，这些便衣与服务员的模样不同极易辨认出来，而且他们都懂英文。也常有人敲房门进屋来一下子是送开水，一下子是送茶杯什么的。 <BR><BR>　　有一次与西安附近一个市的市长会面时，我们也遇到了尴尬。市长身旁的翻译是位年青的女孩子，那个时代中国已闭关锁国了一段长时间，英语人才匮乏，即使会讲英语者也因未有机会与外国人实践，其英语显得生硬或不是地道自然的英语。那位市长致欢迎词后，小姑娘开始了她的翻译。待其英语一出口我们都大笑起来。小姑娘的英语不仅是“古典版”，而且还用的是非正式的俗语。她翻译的是：“We'retickledpinktoseeyou.（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没想到外国人的轰笑会惹来如此之大的麻烦。那位市长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嘲笑他，一下子铁青着脸当着外宾的面，大声斥责那可怜的小姑娘没将他的话如实翻译。姑娘被骂得顿时委屈地大哭起来。这下子我们惊惶失措起来，在西方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主人都不会在客人面前怒骂自家人，因为会见客人时发怒，这是对客人的不敬也暴露出主人的涵养欠佳。我对那位女翻译的遭遇十分难过同情，代表团成员也为此非常狼狈，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由于我会汉语，便责无旁贷地替女翻译开脱，好言相劝铁青着脸怒气冲冲的市长，解释这不过是句英语玩笑。我向他保证，外国人绝不是在嘲笑他。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去年我看电影《刮痧》时，其中男主人公，一位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他在其美国老板面前责打自己的小儿子，还说打自己的孩子是为了给老板面子。美国人不领情地喊道：“打孩子是为了给我面子，这是什么中国逻辑。”显然中西待客礼仪有多么大的差异。 <BR><BR><BR><BR>　　满嘴文革口号的陈永贵 <BR><BR>　　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被特意安排前往大寨参观社会主义的模范农村。在大寨我们看到地里的庄稼都茁壮成长着，玉米似胳膊那么长。农民养老院里，几位悠闲的六、七十岁退休老人在下棋、读书、晒太阳，一院幸福的晚景画面。这些老人邀请外国客人与他们一起下田试试，我们来到一块地里参加翻土劳动，为春耕播种做准备。老外们个个累的汗流夹背呼呼喘粗气，实在不是这些中国老人的对手。老农民一边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笑我们虚弱无能。他们指着我们的白皮肤说：“你看，你们这么白，汗毛这么浓这么长，一看就知道没有经过风雨，不是劳动人民。”就这样，我们西方人在中国退休的老农民面前丢了脸，显然中国的农民不仅比外国人身体棒，而且更能吃苦耐劳。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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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京去大寨的来回，劳动模范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陪伴了我们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此人头上总缠着白毛巾而且烟瘾极大，他的长烟袋抽完一袋后就接着再装上一袋。三天里陈永贵说了不少话，但回想起来又觉得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没说过一句正常人的话，只要一开口就离不开政治术语、革命口号，要不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提到大寨时，陈的自豪尽显无疑。他说：“大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硕果。”要不就是：“我们革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冲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农业年年大丰收......”三天里陈永贵不呼口号就不会说话，最后待他一开口吐那些豪言壮语时，我的脑袋就开始犯晕。由于我当时完全是中国政治形势盲，因此对这位“口号机器”的举止很是奇怪，怀疑他精神是否有问题。 <BR><BR><BR><BR>　　结束中国考察后遗留一堆问号 <BR><BR>　　1971年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皆是一片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结束“考察”后，留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天堂，中国人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有工业、农业年年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增产增收，人民公社集体大食堂里的美味午餐，商店里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如图画般地完美，这令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一个问号？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当时中国对外封闭这么多年，外国人无从了解其“庐山真面目”，我的疑问也自然无法找到答案。这也就是当周恩来总理询问我们对中国的观感时，我们也只能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回答：“好、好，很好。”后来在北美听到过一则黑色幽默。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一位4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他曾是尼克松的校友，当时中方担心尼氏若心血来潮打算拜访从前的华人校友，这可如何是好？因此为了这个万一的可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前夕，这位尼氏校友被临时从反革命牛棚里借出来，安排住进北京一座事先布置好的独立四合院里。这位先生一夜间从地狱跨越到天堂，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的豪华住所令其一下子晕头转向起来，在“自己家里”他根本找不着东西。尽管尼克松到访后并未会见这位昔日的校友。 <BR><BR>　　到了1973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8年邓小平复出重新执政。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文革时期“假、大、空”和“放卫星”的内幕。1979年我第二次回中国访问时，与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前国民党高官同行。这位前国军想探望自己过往大学时代的恋人，那位女士40年代时左倾积极投奔了延安革命圣地，双方就此分道扬镳。电话约好其昔日恋人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面，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女士打来电话表示她被拦在宾馆门外，因为涉外场所中国人禁止入内。于是前国军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进到女士家里时，其惨状令这位先生一下子老泪纵横。革了一辈子命的昔日恋人，刚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从农场特赦回城，两间破败的房子里上下铺栖身着三代人。她的儿子表示，他从单位的电视上看到市委领导会见并宴请这位从加拿大归来的统战对象。儿子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说：“如今你们这些昔日的反革命都成了坐上宾。这可真是，革命者不如不革命者，不革命者不如反革命者。” <BR><BR>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外国人去中国访问、旅游开始越来越方便，我才有幸见识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真实自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