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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楼主不能发，经过我认真的尝试和甄别，终于给续上：

     到日本留学的青年周恩来，原本是一心补习报考日本官费的高等学校，无暇考察研究日本戏剧。但是由于他对戏剧的爱好与见解，在两次高考落榜的苦闷之时看戏解愁，仍对日本戏剧有所感悟。他在1918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心里头闷得异常，晚饭后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看新剧，为的是解解闷儿。当着现在家国艰难、友朋困苦的时候，我哪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放酒高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恼罢。剧场所演的剧，一出旧戏，一出新剧。新剧的内容还不错，我现在把他写下来。”他看好的是讴歌忠贞爱情的《波の鼓》，在日记中能详记下全部剧情，这说明周恩来对弘扬正义的日本爱情剧是爱好和倡导的。
     
    演剧鼓舞战斗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恩来以主要精力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领导天津地区爱国救国学生运动的同时，结合运用话剧吹响反帝反封建、警醒国民意识、激励民族斗志的战斗号角。他在筹备创办会报的初期，就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邓颖超与张若名的邀请，帮助导演排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两出新剧，一出是歌颂我国古代替父从军保边疆的女英雄《花木兰》，另一出是讴歌高丽（即朝鲜）爱国主义志士安重根。在排练过程中，周恩来充分肯定她们学演新剧，宣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和表演水平后，诚恳地指出：“念台词不能像演讲一样，既要艺术化，又要生活化。花木兰和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也和常人一样，并非时时在发表演讲。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物的身份，一般情况下说话的声调要自然平和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充满激情，说得慷慨激昂。”周恩来又在实际示范后，谈了自己反串女角的体会，启发邓颖超要进入角色，注意反串的表演技巧，演安重根要像战友马骏、谌志笃等当代中国的安重根式的人物气质；演花木兰则要把握她生活中的真女性、从军后的假男性的双重特点，努力塑造好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爱国志士形象。经过周恩来导演的这两出弘扬爱国主义的新剧于1918年8月20、21日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剧场正式公演，场场客满，人人夸好，社会反响强烈，有力地推动正在进行的学生爱国救国运动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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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五四”爱国运动史上，还记载着周恩来等爱国青年狱中演出进步新剧的光辉一页。在1920 年1月29日，周恩来和马骏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核心成员，领导爱国学生五千余人赴直隶公署进行爱国qǐng  yuàn 而被捕入狱，经过绝食斗争，被准许在狱中读书、看报，开学习研讨会，在纪念“五四”一周年，“五七”国耻日和被捕入狱100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提议，在狱中因陋就简地演出鼓舞斗志的新剧。因为参加爱国运动入狱的南开老师马千里、时子周和学联会副会长马骏等人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一前无古人的创意，除了演出宣扬社会改良、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新剧《一元钱》以外，还演出了揭露封建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和表现弱小民族反抗强敌的《救国境》等两出新剧，既鼓舞了因爱国救国而被捕入狱的难友，同时也感化了一些受过苦难的狱警狱卒。
      由于周恩来青年时期在学习、探索、开创中国话剧的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政治、艺术造诣，旅欧参与创建和加入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回国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首创革命军队的军旅话剧。组织建立了我国革命军队史上第一个军人剧团———黄埔血花剧社。在平定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前夕，周恩来导演了由陈赓等人表演的话剧《革命军》，大大鼓舞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士气。井岗山时期，在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局书记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与关怀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战士剧社，排演了由周恩来审定的《杀上庐山》和《南昌暴动》等话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代表的周恩来，总揽全局，有力地推动了话剧运动的兴起，洪深、郭沫若、阳翰笙、曹禺、茅盾、老舍、夏衍等一大批话剧大家云集，有才艺、中术、中电、中万、中青五大剧团，演出了《屈原》、《天国春秋》等一大批话剧大戏名著。全国解放后，担任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从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直到1973年的《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正确繁荣话剧的重要谈话和在“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中，对于话剧界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品的关怀、保护与指导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话剧界的艺术家们，都由衷地亲切地称赞周恩来是“最懂行的好总理”、“最知心的好朋友”、“最尊重艺术规律的好领导”。 (本文来源：淮安日报 作者：徐 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