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子

1956年，卢嘉锡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规划。有一天他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他一看，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不但认得自己，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卢嘉锡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文革”期间，卢嘉锡被赶进了“牛棚”，被罚在实验楼里扫地、刷厕所。在那是非混淆的年代里，卢嘉锡正直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依然如旧。接受审查外调，他绝不搞“落井下石”，从而免除了一些人身上被强加的“罪名”，保护了他们。

1969年的一天，“革委会”突然宣布解除对卢嘉锡的批判，并准许他“下厂锻炼”“搞科研”，这的确出乎他的意料。多年后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在获悉卢嘉锡的境况后，嘱咐有关同志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交代要“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卢嘉锡原本就十分敬佩周恩来的高尚人格和伟大情操，这件事更让他牢记周总理的恩德。周总理逝世时，他万分悲痛。他始终不忘是周总理在最艰难的时候保护了自己，深情地借改动李白的两句诗来怀念周总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

水木子

对于陈祖涛来说，总理对他总是有如父亲般的关怀，他们之间，也有着一些情感的牵绊。有人说，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陈祖涛回忆起了回国初期和总理的那次谈话：“1951年的夏天，我见到了周总理，和我一起的，还有和我一同回国的同学赵施格。总理说，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我们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总理很高兴，问我们，你们学什么专业的？赵施格说，是冶金学院毕业学钢铁的，我想搞钢铁。总理说，那好，鞍钢正在恢复建设，你就到鞍钢去吧。我则说，我是学机械的，我在苏联的主攻方向是汽车。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其中汽车筹备组正在苏联谈判，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就这样，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事业。”

MSN汽车名人访 《中国汽车奠基人陈祖涛》

水木子

来源：《中国老年报》2010-06-04


       1970年11月30日至1971年2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会议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大会的全部议程。1972年2月6日晚，周总理接见了开会的全体代表。他接见代表的方式非常独特，将中西医结合22个典型代表，逐一叫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身边，在麦克风前向一千多位与会者回答问题。第一位代表汇报了他在当地普及针灸的情况，他们县做到每个家庭的老人和儿童都会扎针，每家都备有针灸针。总理当即问与这位代表一起来开会的相关领导：“如果每家都备有针灸针，做针灸针需要的钢材量是多少？”他们都回答不出来。总理说：“我给算出来了，可惜我国现在的钢产量还不够你们做针的。”总理的话实际上是含蓄地批评了他们的夸大其词。
　　按次序，我是第１２个登上主席台，坐在总理的右侧，简要地汇报了中西医结合白内障针拨术和针拨套术以及这种手术的特点、优点及在广西医疗队开展研究推广的情况。总理听后没有提出问题，只是鼓励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与推广。
　　2月8日上午，周总理再次接见卫生部领导和包括我在内的部分代表。总理讲：“前天我去看全国中药展览时发现其中有的药物疗效有些夸大……我听说×××医院给战士用针麻做扁桃体摘除手术时，战士疼痛得直喊叫，有这种事吗？”当听说这个医院的领导没有到会时，总理马上让工作人员去通知他来。这家医院的副院长到会后，总理又问起此事。对方回答：“是”。总理又问：“你们也用针麻给你们首长做手术吗？”对方回答：“给地方领导做过。”总理不再追问。在对22个中西医结合典型逐一审查后，他说：“我还是不放心，因为要将会议的纪要送给毛主席审阅，如果其中有的典型不够真实，就不能给主席上报会议纪要了。对22个典型还要进行全面调查……”周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

水木子

1965年，我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任经济专员。当时，曾有幸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时隔40多年，他的音容至今宛在眼前。他对援外工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对下属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严谨的外交作风使人永世难忘。

　　当年，周恩来总理出访阿尔巴尼亚。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在使馆用餐时，他亲自到厨房与厨师握手碰杯；并请阿尔巴尼亚的摄影记者为使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与他拍照留念，还与阿尔巴尼亚记者手挽手合影，这一举动让记者和使馆人员都感到非常高兴。

　　一天晚上，总理在中国驻阿使馆人员、专家、留学生共一千多人参加的会议上，亲切地向同志们问好，并希望大家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随后问许建国大使：“哪位管理留学生工作？”大使将负责这项工作的一秘韩波同志介绍给他，周总理叫韩波来前边坐，并问他现在留阿学生有多少人？韩答：“34人。”总理又问：“学阿文的有多少人？学意大利文的有多少人？”韩波一一作答。总理嘱托留学生要好好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总理又问许大使，管理专家的是谁？大使介绍是我。总理也叫我到前排就坐后问：“现在地拉那有哪几个援建项目”？我答：“五个，其中有拖拉机配件厂、刨花板厂、两个砖瓦厂和电台。”总理又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有多少拖拉机标准台件？我答：“800台件”；又问：“援建的拖拉机配件厂年生产多少标准台零配件？”我答：“600台件；”又问：“不足部分怎么解决？”我答：“恩维尔机械厂生产一部分，再进口一些；再问：去过那个厂吗？”我答：“去过。”总理说：“以后要多去他们的工厂。”我说：“是。”总理又问：“你从哪个单位调到外经部的？”我答：“一机部。”总理说：“不错，情况了解的很全面。”总理又问：“一机部的大组长在吗？”我说：“在，叫赵永恭。”总理问：“建工部的大组长呢？”我答：“也在，叫王星。”

　　总理向大家说：“我找这几位去开个小会，请章汉夫副部长给你们作报告吧！”随后，在外经部一局局长谭伟同志的陪同下，我和这五位组长，一同到了总理下榻的“游击队”宫。总理说：“明天该和阿方会谈经援问题了，你们谈谈援建项目中存在什么问题。”各组长简要汇报项目进行情况后，总理对较集中提出的关于阿方对我国发运来的设备、材料保管不善，在露天存放，不遮盖，雨淋日晒的问题作了笔记。

　　次日，总理和阿方会谈到深夜。会谈结束后，总理让谭局长将会谈情况向我们转达，谭局长听到后转身正准备去找我们，却被总理拦下。总理说：“现在已经是深夜了，他们连续准备材料很累，让他们安静休息半夜吧。等天亮后，我们去飞机场的路上让他们坐你的车，在车上向他们传达。”

　　第二天，谭局长先把昨天夜里的事跟我们说了，大家都非常感动。总理体贴下属是那么无微不至。随后谭局长传达了在会谈中总理说服阿方，拒绝了阿方提出的很多不合理的项目要求。关于保管设备材料的问题，总理是以我国接受苏联援建项目时，因管理人员缺乏经验，将大型设备放置不平导致变形或雨淋锈损，安装时才发现不能用了，不得不重新供货，最后致使建设项目延期的教训，一句也没有提阿方的问题。总理离开阿尔巴尼亚后，阿方加强了管理，很快将各个项目的设备材料重新垫好码垛，盖上苫布，从而防止了锈蚀和毁损。
文章：我所见到的周恩来总理

2006-02-27 11:04  文章来源：商务部离退休干部局
商务部老干部 朱凤翔  2006年２月
http://lgj.mofcom.gov.cn/aarticle/c/200602/20060201596232.html

水木子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
     “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尤其是国际比赛，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力争到现场一饱眼福。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也熟悉球迷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球场上的情绪反应。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垫话”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开始，写一个球迷种种的丑陋行为。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

     “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艺术上不必过于苛求。一段新相声，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不连贯，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把它表演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打磨，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直到今天，就是已经在电视里播出的相声，过后演员自己也感到有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改动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有类似的反映，那么，在下一次演出时就可以改进。好作品不怕改，精品往往是在不断地修改、打磨中产生的，哪一段经典的相声段子，不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传唱至今的呢？但是相声如果失去了它的即时性特点，就与人民大众失去了血肉联系，相声就退出了普通百姓关注的中心，成为边缘性的东西，今天相声的衰落，与它的即时性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一味地强调传统相声的技巧，死抱着传统不放，不加分析地排斥即时性是很迂腐的。其实传统相声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具有即时性的，之所以受到欢迎，让人们产生共鸣，是与那时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一台相声晚会中，穿插几个传统相声还挺好，如果全部是传统相声就不上座了，你必须有新段子，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段子。正是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现实生活”，不断地逼迫着我，也锻炼了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之作”相声的经验，也迫使我学会了如何利用传统去为现实服务，现在想来受益无穷。相声创作和演出不能养尊处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在面对市场经济时更要如此，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还是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表现在对“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好像“传统”就是糟粕，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继无人。中央已经察觉出了这种倾向，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鲜明的态度。

     有一天，节目刚刚演完，总理留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轮到中央歌舞团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女声小合唱《放风筝》，唱的是河北民歌，总理听完发火了。这几个唱小合唱的女演员，原来是几年前总理下令，专门从陕北挑来的，放到中央歌舞团的任务是要培养她们唱好陕北民歌，保持陕北风味。可到北京后，她们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离陕北风味越来越远了。现在倒好，这几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装扮上也不朴实，一点土味都没有，整个像街头上的大美妞。

     总理为此生气，大声问道：“中央歌舞团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中央歌舞团负责人急忙走过来。总理两眼盯着他：“你是团长？”

     “是。”团长见总理这般语气，不知出了什么事，神情十分紧张。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要保持他们的风味，这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地方歌曲，这关系到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把她们调进来，是代表我们国家，你们怎么把这些演员惯成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没有老区，能有我们的国家吗？我行我素嘛！这样不行！”总理的脸色冷峻，措辞严厉，一反常见的亲切与温和。团长脑门沁汗，找不着恰当的词来回答，只好连声说：“教育不够，教育不够。”

     最后，总理非常严厉地说：“不能随波逐流，赶一时的时髦，不要丢掉民族的东西嘛！”

     周总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为详细了解相声艺术的传统演出形式，他曾请侯先生和郭启儒老师现场表演。那是在紫光阁，侯先生带来沙袋，完全按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样子。郭启儒老师蹲在那儿唱“太平歌词”，侯先生就用手捏着沙，在地上写字。

     总理看了，连连称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哇好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神韵。

     周恩来总理喜爱民族文化艺术，在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上，也是一丝不苟。这决不是他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谁偏离原则，他就旗帜鲜明地讲出来，决不留情。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艺术工作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民族的东西，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

     这样的演出，对我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很有帮助。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总理让秘书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电总局）打电话，让马季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总理请梅兰芳先生在大会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招待重要外宾。由于舞台太大，戏较长，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场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加一个节目。到达后，我很快理解了总理这样安排的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由我来说段相声，填补观众等待的时间。

     当时没有来得及找搭档，只好说单口。根据平时的记忆，我说了段《抡弦子》。我知道，这样的演出很锻炼演员；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到时就得抓瞎。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观众掌声。下台时与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对面，梅先生抱着拳说：“小马，谢谢你了。”

     1961年，庄则栋获得了第26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周总理在大会堂为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和新老冠军等庆功，侯宝林和我也应邀参加了接见。

     总理见到我和侯先生说：“两个相声冠军到了，我建议乒乓球冠军与相声冠军照个相！”很遗憾，这张照片我没有，但这难忘一幕却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刻在了我的心里。

     “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我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总理演出后，总理让我坐到他身边，问我：“你学相声毕业了吗？”

     我说：“老师就在团里，我要学一辈子。”

     “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语重心长，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总理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出了每个字的内涵和份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

　一条明确的相声发展的道路，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相声创作和演出养不了尊，处不了优。面对“市场”，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多从“自身”上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事实也是这样，不断的“新”，正在不断地逼迫着、锻炼着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相声的经验。

     我的成长时代也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五六十年代是相声艺术非常发达的时期，国家对相声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客观上促进了相声人才的培养和相声创作的繁荣。五十年代末开始的整理传统相声活动更把相声艺术提高到新的境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会有更多的优秀相声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使相声发展来了个急刹车，一批颇有造诣的老艺术家失去了宝贵的艺术生命。

马季《一生守候》

水木子

《中国戏剧》1988年第10期发表了于是之的《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

文中说，这里，我说一件他批评我的事，使我终生不忘——那是在1961年。

演《雷雨》，他是几次看过了的。有一晚，他又去看了，幕间休息时，导演先来告诉我：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幕又开了，我非常注意自己的音量，要大。戏完了，总理与夏衍同志一起到后台来。夏衍同志先进来，见到我就小声说：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随后总理就到了。

出乎我的意外，总理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我，他先说起了“大跃进”，并具体地说到他当时在某地说过的一句过头话，由此说到那种不正常的空气使人无法顾得上劳逸结合；又说他每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总是为了准备，需熬几个通宵，等到作报告的时候嗓子就哑了，念不好了。由此讲到剧团对演员也要注意劳逸结合。而且说到下面的这些问题，都是上边的责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说出了这句老话。

我们的好总理，做起自我批评来是那样的自如坦诚，我先就听得入神了。我的恐惧心情也就自然消失了。这时总理才批评了我读词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说出了：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总理和夏衍同志走后，导演和前台的同志们才告诉了我发生在这件事以前的事情——

在这以前，总理已经在一次看《雷雨》时，嫌我第二幕开始的台词听不清，但我们好心肠的剧场经理曾代我解释：总理坐的第7排的座位是声音效果最不好的地方，后边10排左右的座位反而好些。这次总理又来了，他就偏要坐到11排，谁也劝他不动，他向剧场经理说他一定要坐在这里再听听。听到二幕开头时，他指着台上的我问旁边的观众：他的话你们听得清楚吗？！我们的好总理，为了体谅演员，到了后台首先说了许多自我批评的话，提出批评的时候又正面提出了演员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这个精粹的见解。我甚至想：这八个字，很可能是他上一次看戏以后想到的，为此又看了一次，并要把这真理告诫后人。

水木子

回想给周总理拍照的日子，张赫嵩至今还很激动。当时重要的国家领导人都有一个专驻中南海的随行记者，周总理因为里外公务繁忙，就多分配了一个，这便是他。“总理是个想得十分周到的人。”张赫嵩说。

　　有一次国家女排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恩来总理、贺龙老总和陈毅元帅都在场，给运动员和领导合完影，有个记者突然和张赫嵩商量能不能也和总理合个影。张赫嵩心里也挺想与总理合影，就走过去询问总理的警卫员。“想合影自己和总理说啊。”警卫员很干脆地回答。张赫嵩心怀忐忑地走到周总理跟前。“没想到总理立马就答应了。” 记者们兴高采烈，站队时，总理又挥挥手，把贺老总和陈毅喊了过来，让张赫嵩拍照。

　　拍完照，正当大家准备离开时，总理连忙叫住另一个记者，指指张赫嵩说：“你换他再拍一张。”

　　“没想到总理这么心细。”至今张赫嵩谈起那一幕还犹如昨天发生的一样，总理的关怀激励他一直在新闻摄影的道路上努力探索。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585/146200/200161/index.html
人民网

水木子

1961年7月1日，是党诞生40周年纪念日，中央在人大会堂开纪念会，少奇同志作报告。少奇同志报告时，全场一片寂静，摄影师正在紧张地开灯拍摄。就在此时，一个一万度光的灯泡爆炸了。一声巨响，全场都被震惊了，这个漏子捅得实在不小，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到了我，把我带到大会堂旁边的湖南厅，训斥我们事先检查工作不仔细，出了这样大的漏子，要我们认真写出书面检查。我被训得抬不起头来，无地自容。就在此时，中央警卫师的谷师长进来了，他语音和蔼地说：“王永宏同志不要怕，总理给你们挡驾了。总理说灯泡质量不好爆炸了，他们就是扑上去抱着灯泡，也不能阻止爆炸，不要过分地责备他们。”

--------------------《跟随周总理拍电影》  王永宏

水木子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全国人大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长纪录片，叫《全国人民的心愿》。我是这部影片的导演之一。
因为是跨年会议，1965年元旦前夜，首都举行盛大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新年联欢晚会。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喜气洋洋。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2800多名代表同首都军民一起，同贺1964年取得的伟大成就，迎接1965年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在联欢会上，许多著名演员，如王昆、赵燕侠等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艺术家们表演了精彩节目，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等进行乒乓球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堂的舞台上，和参加联欢的人民代表、首都军民见了面之后，就分别到各个表演区和群众见面，观赏自己喜爱的节目。
周总理从大会堂舞台上下来后，就直奔二楼宴会厅。当时跟总理的记者特别多，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和我们拍电影的等新闻单位。我们摄制组事先分了工，我带着一位摄影师负责跟总理，抓拍总理在联欢会上的活动。总理怕他直接进宴会厅的观众席，后面又跟着一大帮记者，肯定会引起看演出的观众骚动，影响观众欣赏节目。因此他没有直奔观众席，而是走进了宴会厅右边的休息室。此时的休息室已做了临时化妆室。台上的演出已开始多时了，化妆室内有的演员在候场，有的演员还在化妆。总理走进化妆室，见歌唱家王昆在化妆，就走到王昆面前坐了下来，一边看王昆化妆，一边和王昆聊了起来。记者在化妆室里拍了几张照片后，看总理聊起来没完，没有要去看节目的意思，大多数的记者都走了，去拍别的领导人了。我们摄影师多，分了工，每位领导都有专人盯着，因而我们没有撤，一直盯着总理。总理看大多数记者离开了，气氛也冷了下来，于是他走出休息室，因休息室离舞台很近，他快步流星，三步两步走到小舞台下的一角，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服务员看到总理坐在台子的一角，太偏了，就急忙过来请总理到观众席前排正中就座，他摆了摆手，指了指台上正在演出，又指了指台下正在聚精会神地欣赏节目的观众，意思是：他一走动会打扰观众。服务员仍坚持请总理到前排中间去。这时的总理看到在他旁边站着一位六七岁的小女孩，他顺手把小女孩拉到自己的身边，小声的和小孩聊天，服务员看总理和小孩聊得挺热乎，也就不好再打扰。我们摄影师抢拍下了这一生动的镜头。现在不少反映周总理和群众在一起的影片里，看到总理把一位小女孩拉在身边亲切聊天的镜头，就是这次拍摄下来的。

--------------------《跟随周总理拍电影》  王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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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总理陪同罗马尼亚外宾参观大庆。为了抢拍到毛雷尔总理向铁人王进喜赠送锦旗的镜头，我捷足先登，跑上钻井平台占据了一个位置。这时小小的钻井平台上挤满了人，拍电影的、拍照片的摄影记者，拍电视录像的记者以及新华社、各报社记者等不下二三十人。周总理陪着毛雷尔走上了井台，铁人王进喜立即迎上前去，向毛雷尔向周总理握手致意问候。周总理高兴地把铁人王进喜介绍给毛雷尔，同时通过翻译讲述了一二〇五钻井队在铁人王进喜队长带领下如何战天斗地，成为一支敢打硬仗的先进钻井队。就在几天前，这支钻井队还刚刚创造了掘进尺的全国纪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随后，毛雷尔总理从一位使馆人员手中接过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钻井队的先锋”，并亲手交给了王进喜。我很早就开机拍摄了，可是记者太多了，谁都想挤在前面去抢镜头。我没来得及换上大广角镜头，为了能拍到毛雷尔总理和王进喜两人的中全景，只得往后退，一边退一边拍。退、退、退……这时我觉得身后一只手扶了我后腰一下，接着就见周总理从我镜头下边，猫着腰钻过去了。整个赠旗仪式大约持续了三十多分钟才圆满结束。当我正在收拾摄影机时，一位大庆保卫人员走到我面前轻声地对我说：“幸亏是周总理扶了你一把，不然你就掉到钻井平台下边去了……”

   《 难以忘却的记忆》    王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