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１８９４～１９７９）原名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 湖北黄冈（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但店镇溢流河）人。出生于小土地经营者家庭。
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
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董必武在一封信中误将“包晦生”写为包惠僧，本人索性改名包惠僧。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9、10月间，他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武汉党团都有相当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他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磨擦很厉害。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争论了许久，陈独秀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此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只是被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不另作处罚。
1922年秋,毛泽东遭到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黄土坡包惠僧办公室,他们共住10余天,朝夕相处,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还陪同毛泽东游览逛街,并请毛泽东上馆子,给当时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在北京工作期间，包惠僧等人同张国焘的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冲突，陈独秀对此也给包惠僧不少警告。
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1925年2月,蒋中正、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恩来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的说法。
此后，他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夏，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又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同年7、8月间，曾作为国民党特派委员陪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刘冀到前方会商军务。
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同年4月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8月“夏斗寅叛变”,接着“马日事变”。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了出来。
1927年，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南昌参加起义。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因病留在南昌。
此后他到湖北老家黄冈,江苏高邮,上海等地避难。当时,他看不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不久脱离了共产党。
按包惠僧自己的叙述，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他先到南昌，周恩来后到，周恩来告诉他：“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 派他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包惠僧病了。周恩来叫他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给他写了介绍信。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回到故乡黄冈。
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他到武昌，没有找到组织。在武汉也呆不下去，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会见了李达（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包惠僧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
1931年，借助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的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5年任国民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
1936年起，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
包惠僧一生崇拜陈独秀。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过陈独秀。
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
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1949年10月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的声音,报纸上登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彻夜难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居然当上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而自己眼下栖身赌城澳门,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原本是可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栏检阅三军的,可是阴差阳错,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
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因此，他给老朋友周恩来打了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一周后，包惠僧收到中共中央的复电。欢迎包惠僧来北京。
1949年11月，他从澳门回到北京。
包惠僧回到北京后第二天，老朋友董必武见了他，埋怨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老朋友周恩来请他吃饭。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革大”，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此后，他开始以“栖梧老人”写回忆文章。
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受到批判。此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1966年“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不仅贴了他的大字报,还用拐棍将他的头打了一顿。从此他一蹶不振,精神崩溃,吓得他连夜将珍藏40多年陈独秀写给他的100多封亲笔信塞进炉中焚烧,这一批顶级历史资料倾刻间烧成灰烬,化作一缕青烟。
他在病中熬过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但他在“文革”中却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
1976年7月2日10时40分，八十五岁的包惠僧去世了。
他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辞世时,没有华丽的悼词,没有隆重的葬礼,也没人为他立纪念碑。 |
发表于 2010-1-30 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