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恩来总理——以此纪念周总理诞生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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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衣】
　　1976年1月8日，“20世纪中国最受敬爱、最有才华、最成功，也最没有过失的政治领袖”*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总理对于中国的影响立刻显现出来，在某势力阻挠下，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自发来送总理远行，并逐渐发展到清明节，数不尽的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献上数不尽的花圈、数不尽的挽联、数不尽的诗章，就是被称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他没有留下遗产，他没有儿女，他没有坟墓，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他的骨灰撒向祖国山川大河，好像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但是，他有几千几万个儿辈孙辈，整个中国大地就是他的墓碑。”*这首颂词说出的是所有中国儿女的心声，也是总理一生真实的写照。
　　时光如梭，转眼总理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那时，我还是小孩，没有什么记忆，随着年龄增长，读到许多关于周总理的回忆录，读到周总理的传记，看到关于周总理的电影、电视和资料，听到许多关于周总理的议论，这一切，使我对这位陌生而又熟悉的伟大的总理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四十多年匆匆而去，但是，周总理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仿佛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而且，在这个越来越纷杂的社会，不论是成长在周总理时代的人们，还是我们这些成长在“新时代”的人，都越来越怀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怀念周恩来总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贞不渝。当“五四”运动在中国掀起爱国、救国热潮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走进中国无数热血青年的视线，并逐渐武装部分青年的思想。周恩来总理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组织者之一，较早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他认定自己要为此奋斗终身。在实现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有无数人退却，无数人背叛，但是，周恩来总理对共产主义信仰忠贞不渝。不论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还是遭遇1927年的重大打击和失败;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还是在红旗飘扬的中央苏区;不论是在千山万水、烽火连天的长征路上，还是在重兵围困的革命圣地延安;不论是在团结奋斗的50年代，还是在动荡不安的“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信仰，他始终踩着坚实脚步，为实现其信仰而努力奋斗。
　　革命时期，作为闻名天下的杰出人物，他完全可以在国民党政府中得到一个位高权重的官职，但他没有被诱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时时遭受着死亡威胁， 而且数次险遭不测，但他没有被吓倒。建设时期，面临共产国际四分五裂，面临苏联“老大哥”失信弃义，面临八面围困的外交局面，面临侵略者重兵压境的千难万险，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面临“大跃进”的错误决策，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面临“反左”、“反右”的动荡政局，面临来自林彪集团、“四人帮”打击，面临“红卫兵”无知责难和无数“内部同志”无心伤害，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贞不渝，并为之奋斗的非凡革命意志，周恩来总理不会自始至终都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带领和号召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怀念周恩来总理对人民、对国家、对党的忠贞不渝。民为国之本，没有人民就没有民族、就没有国家、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更加明确阐述了“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成就，都是党严格执行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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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考虑个人利益，他使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并融入其中，不论是“为了中华之能够崛起而读书”，还是稍后的“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等誓言，都能明白无误告诉我们。“五四”运动，他积极参与，并成为杰出学生领袖，为此，他被捕入狱。为了寻找救国道路，他踏上异国征程，在那里，他没有迷于巴黎美景，没有迷于灯红酒绿，他将革命与斗争留在那里，并团结了一大批同志。在党遭遇重大损失，陷入领导危机时，他没有参与领导权争夺，只是尽全力维护党的利益，挽救革命成果。在南昌，他带领一批杰出人物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革命的第一枪，从此，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但是，他从来没有以人民军队缔造者身份自居。遵义会议，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在十字路口时，他毅然坚持真理，自我检讨错误，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革命路线，并以一位重要领导人身份成就为一位伟大助手。
　　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夜以继日忘我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经常到凌晨才休息。在艰难的外交工作中，他始终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向全世界展现了民族自信心，征服了各国领导和人民。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先后发难，妄想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并不断向周恩来总理伸出黑手，为了留住工作的权力，尽可能减少损失，尽可能发展经济，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他没有想权利和地位，甚至不惜降低自己在领导集体中的位置，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无奈的事。但更多的是，他尽心尽力保护别人不受打击，尽心尽力维护生产和发展，想方设法为人民、为国家和党多做一些工作，最后，他过早地耗尽了生命。周恩来总理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廉洁、谦虚、和蔼。“他是中国旧时的和蔼、礼貌和谦虚美德的化身。”*法国外交部的马纳克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完人”*。周恩来总理的廉洁举世公认，作为一国总管家，他在身后没有什么遗产，他的一生，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物质利益和生活享受。西花厅的果树结了果，他从来不摘一个，而且全部交公。周总理好客，但从不用公款招待自己的私客，花完了自己工资就花邓颖超同志的。“周于1950年1月20日到过莫斯科，随机带去一些专家和一套专门为此次访问而买的天蓝色方格法兰绒睡衣。这不久就成了周恩来唯一的一套睡衣，他一直穿它，甚至以后到国外旅行时也带着它，睡衣的颜色褪了并补了补丁，蓝白二色逐渐接近，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他一直穿它，直到他去世”。*总理的办公室阴暗、潮湿、大家建议装修，但他都一直坚持维持原样，理由就是比延安窑洞好多了。他的衣服常常是领子破子接领子，袖口破了换袖口，而衣服本身破就补，补了又补，只要能穿就一直穿。在外交生涯中，他收到许多礼物，但从不占为己有，一律交公。在生活中，他拒绝任何人任何形式的礼物和赠送。
　　周恩来总理一生都严肃把廉洁作为最严格的政治纪律予以遵守，同样，也十分严肃的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和亲戚朋友，他从来没有利用总理的职权为任何一个亲戚安排工作。周恩来总理执行政策和遵守纪律是严肃认真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成为一个谦虚、和蔼的人。在重庆时，他就出乎国民党官兵的意外和他们握手、谈话，记住他们的姓名。对于自己的士兵，他不仅和他们握手，还一再坚持“我们都是同志，所以不用向我行礼”*。遇到拍照和摄影，他总是要求多照群众，多拍群众。在雨天，他曾给值勤的战士送雨衣，并嘱咐不要站在树下，以防雷击。“8月13日晚上，周的汽车撞倒一位骑自行车的少女，他送她去照X光透视，打电话关怀地询问结果，命令警察不要找她的麻烦，赔偿了她被撕坏的衣服，第二天派了不下于3个助理人员去探望她怎么样了”。*周总理到工地参加劳动，坚持与人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并干同样的事，拒绝照顾。生前，他没有出版过任何形式的书籍，虽然他作出过许多重要的决定，作出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和讲话。他自始至终把自己视为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把自己视为一名革命小兵，从来不把自己凌架在任何人之上，从不追求特殊的待遇和特别的礼节，他的谦虚和和蔼留在他身影到过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不仅没有使他变得普通，反而使他的形象更加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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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革命是最直接的创新。周恩来总理的创新精神首先表现在革命斗争上。“周深为不安，并着手加紧他的政治控制来准备第三次起义。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不大了解，也没有起义指南和苏联顾问来指引道路，这些武装起义纯粹是他自己足智多谋的结果。”*1927年，周恩来总理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工人武装起义，虽然起义成果最终被蒋介石窃取，但是，它为以后的城市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教训。几个月以后，也就是众所周知的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总理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国共分裂后的第一枪，宣布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为中国革命翻开了暂新一页。
　　周恩来总理的创新还表现在他对党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处于领导层核心位置，在党的发展过程中，他不断总结党遭受的种种失败和打击，不断创新党的管理和党的建设，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为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总理的创新还表现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上。建国以后，几乎在零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了若干政策、法规，打破旧制度，打破旧管理，创新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使中国较快地走上新发展道路。他亲自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规划”，首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创造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想法。在世界外交史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公认的外交原则，发挥着越来越普遍的重要作用。
　　同时，周恩来总理的科学态度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反对“大跃进”的人中，周恩来总理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尽力遵守经济建设的科学规律，十分谨慎领导国家建设，他在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时，说到：“第一，我们应该……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的发展。……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但是，事情没有按周恩来总理的设计去发展，当“大跃进”带来灾难时，周恩来总理仍站出来承担了一定责任，并主持收拾残局。周恩来总理宁可把年发展任务定的宽松些，留一点余地，也不追求盲目快速发展。在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时，他仍以科学态度，小心谨慎领导经济建设，“孜孜不倦地修复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可以肯定，历史对文化大革命的起诉书如果没有周(恩来)通过他的道德权威加上政治艺术对他们所遭牺牲加以限制的话，它将会更加骇人听闻和更多的血腥残酷。”*周恩来总理以他高尚人格魅力，创新工作方法和科学发展态度为新中国保留了最后一点元气，使之在几年以后能够迅速恢复，并走上正确的轨道快速前进，他对人民和国家、对党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走的时候才78岁。如果没有十年动荡磨难、众多小人暗算，如果有了现在这样的诊治设备和医疗药品，他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如果周恩来总理再多活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国家会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可以被歪曲，但不可以被假设。像周恩来总理这样具有高贵品德和卓越才华的领导，我们希望他能活100年，那是人民的幸运，是中华民族和共和国的幸运，是党的幸运。但是，希望并不会常常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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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局面稳定了，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也产生了许多新矛盾和问题，诸如腐败，社会治安恶化，不公平待遇，教育医疗费用昂贵，信仰丧失等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境地，政府缺乏信誉，党群关系淡化等问题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不可回避。这就是人民呼唤周恩来总理再生的理由!
　　四十年多前，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人民群众失去了一个依靠，失去了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所以，悲痛是深刻的。四十多年后，我们纪念周恩来总理仍旧有如此现实的意义：我们不仅希望每一名领导干部，每一名党员，乃至每一名群众学习周恩来总理高尚的道德品质，我们更希望这种道德品质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习惯，使我们去遵守、去执行，让整个社会成为这种道德品质生存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