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 经纶天下——周恩来领导艺术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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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阳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处于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其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才智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异彩纷呈的活剧，为党和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领导艺术博大精深，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总结继承这份遗产，更好地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高瞻远瞩 统揽全局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这就决定了事物既是作为系统而存在，孤立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又是作为过程而存在，任何事物都处在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中。所以领导者从事领导活动时必须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所谓全局，从空间上说具有广延性，是指关于整体的问题；从时间上说具有延续性，是指关于未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领导者必须视野开阔，善于全方位思考问题，才能使决策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周恩来是一位辩证法大师，在他光辉的领导实践中，既长于政治全局的运筹，又精于军事全局的指挥，还谙于经济全局的领导，更善于外交全局的谋划。宏观上，高瞻远瞩，叱咤风云；微观上，细针密缕，天衣无缝。他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和才华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以其辉煌的业绩永载史册。

　　（一）审时度势 洞察全局

　　周恩来在其领导实践中，尽管环境复杂，矛盾众多，但他总能审时度势，高屋建领，做出一系列合乎实际的科学决策。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周恩来审时度势、洞察全局的光辉典范。众所周知，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失败，不得已进行长征。而又由于既实行逃跑主义，又怕打烂坛坛罐罐，以致一直被动挨打。仅两个月时间，红军就从出发时的８万多人减少到３万多人。在党、红军和革命处于危急关头，身为红军总政委、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周恩来审时度势，深刻反思，从全局的高度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力挽狂澜、扭转危局，中国革命非毛泽东莫属。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主动找人谈心，积极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并且是会议的组织者。他在发言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周恩来的善于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认清全局，则是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抓住重点 规划全局

　　毛泽东曾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①所以，抓主要矛盾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周恩来是一位解决矛盾问题的高手，他既善于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分析矛盾，从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中抓主要矛盾，还善于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重视非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像古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公主那样，手中有一个神奇的线团，使他走出一切复杂的迷宫。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又是什么？对于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和一致，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在长期经受战争蹂躏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领导经济建设。所以，早在建国之初，周恩来就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１９５４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宏伟目标。以后又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改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从１９５４年起的２０多年里，周恩来在重要报告中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先后共讲了７次之多。可以说，在他近３０年总理生涯中，为了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他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事关全局的宏伟目标，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首先，坚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无论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具体实施计划，都强调实事求是。１９５６年针对当时有些人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况，严肃指出：“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②其次，注意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层次复杂，门类众多，要求领导者像一位杰出的钢琴大师，演奏起来动作灵活，主次分明，轻重有序，缓急得当，从而弹奏出美妙和谐的乐章。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演技高超的钢琴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分清轻重缓急，主张突出重点，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他指出：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订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五”计划，历时4年，五易其稿，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计划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把发展重工业作为重点。但同时，也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邮电、交通、运输业、商业及文化教育事业。还十分注意市场稳定，强调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再次，抓住关键带动全局。实现四化，关键何在？１９６３年１月 ２９日，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③为此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提出要“集中力量，重点发展”的方针。据此选定了５７项重要任务。在规划中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重点项目采取了紧急措施。并亲自担任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抓“两弹一星”的上天。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已相继研制出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以及多种人造卫星，还为很多国家发射卫星，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全面掌握了航天技术和核技术的大国之一。这些巨大的成就上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智慧和心血，同时，也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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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雨绸缪 掌握主动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周恩来善于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已知推断未知，从现实把握未来。加上他的缜密思维，准确决断和卓越指挥，不管多么棘手的问题，他总能棋高一着，赢得主动。这正是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之佐证。

　　（一）静中见动 预测未来

　　周恩来是一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领导者，他善于静中见动，未雨绸缪，在复杂的斗争中能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做出科学决策，赢得斗争的主动权。

　　恢复中美邦交是周恩来预见艺术的生动体现。

　　６０年代以来，国际局势急剧动荡、分化和改组，在中、美、苏政治大三角关系中，美国必须打“中国牌”才能占据有利地位。这就为中美和解提供了可能。加之，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为了赢得选票，也急于对华和解。对中国来说，实现中美和解有利于打破苏联设置的反华包围，减少腹背受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主动。基于以上分析，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过程中导演了一幕幕令世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

　　１９６８年底，周恩来建议重开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中美直接联系的渠道。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４日，邀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１０月１日，请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欢度国庆。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登出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这是周恩来向美国政府发出的含蓄而寓有深意的信息。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１９７１年春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邀请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３１届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接见。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正如周恩来所说，乒乓球弹过去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同年７月，在周恩来的一手导演下，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１５日，北京与华盛顿同时发表公告，向全世界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石破天惊，公告震撼了美国，震撼了全球。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当尼克松走下舷梯，主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恩来风趣地说：“你的握手跨过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２５年。”尼克松也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记述这一历史性时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一周以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这是周恩来远见卓识的领导艺术的杰作。

　　（二）深思致远 谋划未来

　　高明的领导者不仅善于后馈思维，总结经验教训，而且更善于超前思维。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１９３７年，当周恩来得知长沙将组织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蒋南翔推荐一名共产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对于人选，周恩来提出：一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二要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三要知识面广，记忆力强；四要看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据此，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

　　针对熊向晖比较骄傲、急躁的特点，周恩来让董必武转告熊向晖：第一，不要急于找党，耐心等待。第二，隐蔽党员身分，在组织上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准备参加国民党。政治上保持不左不右，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但要做得自然，不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甚至自己同志的误解，也要忍耐，不急于表白。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要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要适应复杂环境，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并送熊向晖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远见卓识，他筹划的这颗闲棋冷子，在粉碎国民党的历次反共高潮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胡宗南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的熊向晖，曾多次通过地下党员王石坚向我中央密报蒋介石企图进犯我解放区的军事情报，使得蒋介石的阴谋一次次遭到失败。毛泽东曾称赞，在这一时期，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既是我党情报工作成功的范例，也是周恩来深思致远，未雨绸缪的领导艺术的有力证明。 （三）揭示规律 把握未来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尽管纷繁复杂，变化万千，但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外部条件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进程。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是在考察事物现状的过程中，能透过表象，揭示规律、预见事物方向和进程，采取相应的对策。周恩来是一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揭示规律，把握未来的杰出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人认为，我国应该从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用逼的办法是逼不出社会主义来的。１９５６年２月，周恩来指出：“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一个过渡是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但在逐步实现工业化过程中，过渡时期还不能算走完。不能随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口号，我国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④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强调指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违背这一规律。

　　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尽管他无力回天，无法改变历史，但这些真知灼见却永远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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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谋善断 棋高一着

　　多谋善断是领导工作的核心，是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就是一位以多谋善断而闻名于世的杰出领导者。

　　（一）注重调查 准确决断

　　调查研究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周恩来实施科学领导的基本方法。他认为，领导者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⑤否则就会做出脱离实际情况的决策，就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周恩来还认为，正确的理论指导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关键。“光有调查研究工作，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没有理论指导，就会妨碍我们去进行调查研究。做一件实际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还看不出问题来；调查研究了几百条，也可能找不到关键。”⑥所以，要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进行调查研究，这样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像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⑦其次，要有科学的方法。“事物总存在内在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⑧通过这样的分析、综合、比较，形成了理性认识。再次，关于调查研究的原则。周恩来强调，调查研究必须“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⑨。这三条原则是有机统一，既是一条系统的认识路线，也是一条系统的工作路线。它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也是调查研究方法的生动体现。坚持这条路线，科学决策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上对调查研究做了系统阐述，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把考察社会，了解国情作为自己的毕生任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领导生涯中，时时、处处、事事都注重调查研究，重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东渡日本，西赴欧洲，考察社会，探求真理，了解强国之道，寻求富民之路，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身居总理要职，更把调查研究作为完成历史任务的唯一途径。他跨越“文山会海”，走出高墙深院，踏遍青山，走访群众。从城市到乡村，从海疆到边陲，祖国的山山水水，印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身影。正是在无数的调查中掌握了许多决策信息，从中汲取了智慧和营养，做出一系列科学决策。在北京，他登上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的艰难，并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公共汽车拥挤的问题，还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和有关单位，有条件的都要用大车接送职工上下班，以缓解群众乘车难的矛盾；在上海，他深入里弄，了解群众居住环境，并要市领导同志研究制定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的规划报告，让他带回中央；在杭州，他踏遍茶山，走访茶农，与基层干部一起商讨制定茶乡的远景规划；在黑龙江，他关心农村机械化，帮助解决农业工人的“犁后喘”；在海南岛，他走访橡胶加工厂，关心工人的劳动强度，并帮助工厂解决大批铁桶，运走积压的几十吨浓缩乳胶；在王府井的同升鞋帽店，提出生产适合劳动人民需要的肥大型布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提出对烟囱的黄烟要综合利用，要立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长江三峡，他偕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及有关省、部委的同志，对三峡工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肯定了三斗坪坝区的方案，从而使工程坝址选择取得了突破。今天，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在顺利施工，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将要变为现实，然而，人们不会忘记这一伟大的工程上凝聚着的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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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迂为直 巧妙决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总方向是上升前进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上升性与回复性的统一。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避免直线式和循环论。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时要迂回前进，就像孙子所说：“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周恩来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谙迂直之道，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即使再大的难题，看上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可他总能以迂为直，退中求进，变被动为主动，面前总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６０年代初，当我国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动搞有计划的“马鞍型”，使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是他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领导艺术的杰作。在阐述这一方针时，他曾通俗地概括成四句话：“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其中关键是退够。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于１９６０年10月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对于纠正农村经济政策中“左”的错误，刹住“共产风”，稳定农民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他两次召集各位副总理商讨，力求压低１９６１年计划的盘子。为了摸清并缓解粮食困难，他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反复核算，商讨对策。他还身体力行，亲赴工业众多、困难严重的东北地区作调查，把党的调整方针结合东北实际，具体化为：在整个经济布局上，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在工业系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在机械设备方面，先主机，后辅机，先维修，后制造。实践证明，党的调整方针是正确的。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逐渐走出低谷，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恩来这种以迂为直，退中求进的决断艺术为领导科学宝库增添了璀璨夺目的明珠。

　　（三）善于思维 超常决断

　　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尽管纷繁复杂，千差万别，但仍有着相同之处或共同本质。领导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从不同的事物中找出相同因素，从而赢得决策的主动权。周恩来学识渊博，断艺超群，善于用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求大同存小异、求大同存大异、求小同存大异。存其异，求其同、抑其异，扬其同、舍其异，待其同，将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从而为自己创造广阔的决策空间，使他的领导工作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

　　异中求同。善于在矛盾对立中求同，这是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主张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学习的基础。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他们的国家制度我们当然不学以外，他们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针对“四人帮”把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污蔑为崇洋媚外的极左思潮，周恩来严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⑩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异中求同的辩证思维方法。

　　抑异扬同。在“同”“异”共存、主次相依的矛盾统一体中，周恩来善于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分析矛盾的主与次，异与同，抓主带次，抑异扬同，从而获得决策的主动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周恩来运用抑异扬同思维方法进行科学决策的杰作。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冷静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既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人民群众与蒋介石的“异”，同时又看到其“同”。为了中华民族存亡这个大同，我党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抓住这一契机，实现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建立新的统一战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周恩来一到西安，首先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促膝长谈，指出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性；对于蒋介石本人，周恩来则晓以大义，讲清大局，说明利害，不要做民族的千古罪人；与此同时，还抓紧做好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工作。希望他们以民族大局为重，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当张学良因提前释放蒋介石，自己亲自护送去南京而身陷囹圄，致使局势骤变时，他又处变不惊，积极做好东北军西北军中主战派的工作，要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从而保证和平解决事变目标的实现。

　　存异待同。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的同与异，有时由于事物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同”的条件一时尚不成熟，矛盾还不到彻底解决的时候，这时，领导者应如何求同呢？周恩来往往采取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方法，即矛盾双方各自保留不同点，同时积极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在等待中寻求统一。１９４９年，周恩来主持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是既求同存异，又存异待同的成功范例。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未写进社会主义，原因何在？这是周恩来存异待同的一着妙棋。在《共同纲领》制定过程中，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从坚持党中央规定的各项基本政策出发，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寻求共同点；另一方面，鉴于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如果这时强行将社会主义写进《共同纲领》，势必发生矛盾，影响到我们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影响到建立新中国这个大局。所以，周恩来采取了先存异后求同的办法，在《共同纲领》中不写进社会主义，从而使《共同纲领》得到一致通过。此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社会主义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在周恩来的领导生涯中，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的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