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最有节操的情报机构 揭秘真实的中央特科

永日

前言

近来有个关于朝鲜的新闻很有意思，新闻中说前几年风靡全国的谍战剧《潜伏》，目前在朝鲜国内非常流行，朝鲜的电视台一遍一遍地轮番播放这部片子。朝鲜译制工作者忙不过来，直接就播放中文原版的，只是挂上朝鲜语字幕而已。而该剧中中共情报人员余则成的扮演者孙红雷，在朝鲜成为众人追捧的大明星。

一直以来，在军迷网友的谈论中，国民党方面的军统和中统是绝对的焦点。但提起中央特科，关注度就没那么高了。一则因为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二则因为其相关历史被记述的不多。那么，历史上的中央特科，真实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组建

1927年，是国共两党彻底闹掰的一年。先是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再是汪精卫搞了个“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两次事变，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比如陈延年、萧楚女等人。有鉴于此，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搞一个情报机构，一来可以及时获取敌方的动向，再一个也可以对重要的党的干部提供政治保卫。这个想法成熟后，中央便打算召回周恩来，开会讨论此事。

但当时周恩来患了恶性的疟疾，正在香港接受治疗。1927年10月份，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秘密送来的消息，让他速回，有重要的会议等着他。

于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周恩来，从九龙乘轮船，辗转到达上海。

一个月后，特科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全新的秘密机构，由周恩来主抓，期间周恩来规定了特科的职责和行动原则：“三任务一不准”：搞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包括筹款，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邓颖超担任译电员（不得不承认周邓两口子都是人才）。一年后，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领导特科的工作。需要特别说说这个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个人组成，除了周恩来外，另外两个都是奇葩。一个顾顺章，后来成了叛徒；而另一个向忠发，也是个叛徒，但令人称奇的是，他是在中央政治局主席任上叛变的，并且落入国民党手中之前，这厮居然用党的经费包二奶，堪称奇葩中的奇葩。周恩来曾评价他“节操还不如个妓女”。所以，如果你认为陈独秀在大革命时向国民党示弱犯了右倾的错误，是中共历史上最失败的领导人的话，那你就错了。

继续说特科，虽然从1928年11月起特科变为特别委员会来领导，但周恩来依然是特科的实际领导人。特科的很多具体工作，依然是周来具体布置的。
一个机构的建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的工作千头万绪。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套用《天下无贼》中黎叔的一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所以，不少优秀的人才，团结在了周恩来身边，共同为这个党的情报机构努力工作。比较著名的有军事天才陈赓，但陈赓当时担任特科下属的行动科科长。行动科是负责具体行动的，暗杀个叛徒啦，锄个奸啦，都是行动科的事儿。所以，行动科也称为打狗队。陈赓就是打狗队长。还有著名的龙潭三杰，也是特科派出去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这三位革命者，分别是钱壮飞、胡底、李克农。说句题外话，1962年李克农在北京病逝，CIA放假三天，庆祝这个最可怕的对手消失。

由此可见，当年的特科，是非常非常niubility的。

职责

特科成立后，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了。当年的特科，除了著名的行动科，也就是打狗队，还有另外三个科：总务科、情报科、无线电科。情报科很好理解，就是负责收集情报，布网。无线电科也很好理解。

这里需要特别说说的，是这个总务科。这个科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一个负责营救的科。也就是说，也是有外出任务的。既然有外出任务，那么就要有合法身份的掩护。要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那是老蒋统治的腹地，没有个合法身份就招摇过市，是有危险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在上海这个租界众多，洋人与青帮混杂，权贵和劳苦大众并存的城市，特科总务科的同志们，活动起来也是如鱼得水。

举个例子，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共产党是没有自己单独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的。要么是向北伐的时候那样在国民革命军中安插共产党员，从而从事实上掌握一支部队；要么就是组建工人纠察队。组建工人纠察队，就需要开培训班。开培训班，就得有场地。所以总务科的同志，就用合法的身份去租房，要么跟房东，要么跟中介（那时候上海应该有中介吧？嘿嘿）去打交道。所以早期中共办的一些夜校啦、讲习所了，场地就是总务科的同志们解决的。

又比如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陈赓布置的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不知从哪找来的太太们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扮演的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

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个由宋庆龄任主席的社会团体"中国互济总会"，通过法律程序公开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打狗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最后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行动科同志眼看囚车过路，无法出手，行动失败。烈士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树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总务科的行动有失败的，但也有成功的。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向法国人提供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不涉政治，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营救李大钊，多次提供情报。杨度作为一个依附强权的酸腐文人，极度没节操。但我党唯才是用，可见胸襟的博大。哈哈。

无线电科也非常出色，受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而张沈川更是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呵呵，国民党为共产党培训无线电人才，可笑），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在伏龙芝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带着电台潜入九龙，从香港沟通上海，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1930年9月，周恩来亲自布置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一批各地来人聚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秘密学习。租界警方发现这个工厂颇为奇特，突袭逮捕了5名教员和15名学员。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等人立即分散开来，继续培训无线电人员。

另外，多说一句，特科的保卫工作，也很出色。当时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轶事

这部分，就得单独说说著名的打狗队了。而最为惊险的，就是打狗队暗杀顾顺章。

顾顺章作为早期特科的领导人，以陈赓的才干，进入特科时，都是给顾打下手。顾更是两次去苏联接受过情报工作的培训。更熟悉特科的工作方式，并掌握特科的很多机密。

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指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由此可见，这样的人叛变，是会造成很大危害的。清除这样的叛徒，就成了特科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最终，这个会变魔术，能徒手无声杀人的顾顺章，躲过了行动科的追杀。但其他的叛徒，则被行动科迅速地除去。

后记

回到本文的题目，为什么说中央特科是最有节操的情报机构呢？

特科的人性，在于以下几点：

1.不扰民。中央特科中有不少善用炸药的爆破高手。但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不管多么需要，中央特科几乎从未动用过炸药。究其原因，一来可能动静太大，二来势必伤及民众。从中央特科多年的实战来看，他们能用刀就决不用枪，就是不得已而动枪时，也是速战速决，决不殃及无辜。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如清除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时，特科人员在室外用一串鞭炮掩盖了室内的几下枪声，周围群众浑然不觉；在清除出卖彭湃的叛徒时，特科人员预先侦查设伏，一顿乱枪后就搭乘事先准备的汽车迅速离开，前后不过短短几分钟。

2.有节操。周恩来在领导特科时曾经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他在1929年8月2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山东临委的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不得已的办法（并且会放过叛徒的幼小子女）。积极方面，我们还应减少这种叛变，减少被破获的可能性。这些指示使中央特科在隐蔽斗争中掌握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当中央特科在不得不剪除可能危及中央安全等危害极大的叛徒时，都实行严格的定点清除、精确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