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滨海高新讯 11月27日，来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的6位周恩来研究的著名专家携手受聘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并作了精彩的学术讲座。从亲手开启中日关系“民间外交”的睿智思路，到带着“铺盖卷”、领着国家干部“下关东”，从高瞻远瞩忙治水，到亲临海上调查“中国的泰坦尼克”号，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不约而同地成为专家们为师生讲演时的“关键词”。
睿智地选择了“从民间外交做起”
“周恩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着很深的记忆与情结，他曾说‘日本有优美的文化’。病重期间，周总理曾说，短途旅行他还能坐飞机(去)，(他)哪都不想去了，还想去看看日本。”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全国周恩来研究会会长、刚刚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的廖心文研究员在演讲“周恩来与中日关系”时，动情地讲述了这段故事。她说：“在老一辈领导人当中，周恩来总理是会见日本外宾最多的人，更是拥有最多日本朋友的人。”
廖心文讲道，在中国与日本恢复正常邦交关系的进程中，周恩来选择了从“民间外交”做起，这正是基于周恩来总理全面客观地看待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与现状，显示了伟人的睿智与艺术。“周恩来还从中国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坚持突破障碍，不断打破僵局。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各项外交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廖心文还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她说，在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时，一批日本民众曾在侵华战争结束后，受到我们政府的感召，留在中国的工厂、医院、学校里担任工作。他们在中国获得了安定的生活。周恩来总理把他们形容成“中日友好的种子”。1952年至1958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分批送回日本国内的这些民众多达3万5千多人。
带着“铺盖卷”、领着国家干部“下关东”
笑谈起曾热播全国的电视大剧《闯关东》，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党的文献》副主编杨明伟研究员讲了一段周总理1960年代带着“铺盖卷”、领着国家干部“下关东”的轶事。
“在我翻阅的许多中央文件中，1962年往往被冠以‘我国经济工作调整的关键一年’等，这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考验。”5月，周恩来率领80多位部长级、司局级干部赴东三生考察。第一站为沈阳。
“周恩来与沈阳颇有渊源，他来从沈阳来到南开大学读书，可以说那里是他走出淮安老家后到达的第一所大城市。东北锻炼了他的气魄与身体。”
杨明伟讲道，到达沈阳考察时，周恩来总理却发现那里的官员和百姓都少了点他想象中的魄力与干劲，信心不足，贯彻中央决策的步调迟缓。“于是总理给东北军区干部开了会，会上他援引孟子的名言，阐明自己观点，教育大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总理说言简意赅地解释道，如果一个人苟安贪图享乐就会慢慢衰老；暂时吃不饱、工作中面临不少挑战，这些都可以磨练人的意志。”
“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中，我们得到启示，面对困难有胆识有气魄。‘关东之行’后，他又向中央建议组织了一百多支调查队伍，到全国的企业、机关、工厂等开展调研。”
亲临一线处理中国“泰坦尼克”号事件
“美国大片中的‘泰坦尼克’号全球闻名，而中国也有一艘堪比‘泰坦尼克’号的巨轮‘跃进’号，周总理在处理‘跃进’号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领导风范、处理突发重大问题的睿智果断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研究。”杨明伟深有感触地讲述了著名的1963年“跃进”号沉船事件调查始末。
1963年5月1日，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然而，当一个消息报告至时任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耳中时，他的脸色骤然严峻起来。从中国青岛港开往日本门司港的中国第一艘国产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行驶途中突然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沉没，而据称，沉没原因可能是遭到鱼雷攻击。
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船员的生命安全，他立即布置有关方面开展营救，此外，他还以丰富的外交经验和严谨求实的精神，对鱼雷攻击这一沉船原因提出质疑，他分析说：“如鱼雷发自潜艇，则此事必为美帝所为，因台韩两方均无潜艇；如发自快艇，则可能为美蒋合谋。”同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比如，有没有可能遭遇海上风暴？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操作不当？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赴现场调查小组经过仔细分析研究，5月7日向周恩来提交了《关于调查“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极大可能是触礁。
这天晚上，周恩来彻夜未眠，决定亲自组织力量来破解“跃进”号沉没之谜。
5月12日，周恩来飞抵调查“跃进号”事件的“前线指挥所”上海。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地方和军队负责人就关切地说：“总理，您为什么还要亲自来？我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出航！”周恩来却反问道：“这样大的事，我能不来吗？”他当即作出规定：“对于重大问题，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
经过几天周密的现场潜水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终于被确认为“因触礁而沉没”。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周恩来发现的深层问题：领导机关官僚主义严重。
杨明伟说：“周总理不仅有战略高度上的决策，还对细节非常重视，在此事之后，他又一次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并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在有关会议上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平扬 张轶帆) |
发表于 2009-12-1 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