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时有过第二次被捕获释的经历吗？

朗空

     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时有过第二次被捕获释的经历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罪恶的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1日晚上，正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工作的周恩来，受到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邀去“商量要事”的欺骗，到了二师师部即被扣留。次日凌晨，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获悉后，立即派常与26军联络的黄澄镜找26军党代表、国民党左派赵舒前去营救，周恩来获释。如果说，这是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时的第一次被捕获释的话，那么，他有无第二次被捕获释的经历呢？
       从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转》和从力平主编的《周恩来年谱》两部官方出版的传记看，没有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时第二次被捕获释的记载。
但是在已见的出版物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且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见诸于由袁小伦著199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第78页：“周恩来为逃避敌人的追捕，曾乘小舟渡过黄浦江潜入较为平静的浦东贫民区，打算避风几天，想不到这里也风声很紧。几名士兵抓住周恩来并押到所在的团部，倾向进步的鲍靖中团长在审问时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所敬重的老师、赫赫有名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表面不动声色，打发走士兵，暗中让周恩来换上军装，扮成自己的士兵，一块骑马离开浦东，让周恩来脱险。”
       第二种版本，见诸于尹家民著2010年百花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漩涡中的周恩来和蒋介石》的第56页：“在混乱中（按：指4月13日的宝山路枪杀游行队伍案），周恩来逃出机枪的扫射，搭上一辆工人师傅的车，朝上海县的方向隐蔽。天已经黑了，周恩来乘着夜色，朝七宝镇走去。刚进镇子”，就被抓“推推搡搡带到司令部，他一抬头，和司令部中的一名长官打了个照面，双方都吃了一惊。那位长官（按：潘宜之）让那群兵退下，再次走进周恩来，端详了一番，低声问：‘你是周先生吧？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潘宜之看看表：‘趁夜深没有人看见，你赶快离开这里，离开上海。’”于是周恩来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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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种版本可疑的地方很多。首先，是否存在鲍靖中这个人。有的网友质疑说：鲍若是黄埔四期，则为1926年10月毕业，不可能参加两次东征，也不可能在毕业不到半年时间成为中校团长；鲍若是黄埔一、二期毕业，则在所有这两期学员中只有一位姓鲍的做到排长就阵亡了，以后的国民党军中也未见过鲍靖中这个人；而26军第3师第7团的团长叫鲍步超，是否相混呢？其二，是个常识错误。1925年7月广东的革命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按“三三制”改编的，即一个军辖三个师、一个师辖三个团、一个团辖三个营等。这样，在第1军中第7团应该属于第3师而不可能属于第1师，也就不可能涉及到第1师的政治部主任酆悌了。其三，“四，一二”政变时第1军的第1、第3师都不在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问白崇禧，要多少兵力、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共产党和纠察队，白说只要把1师调走，换成2师和26军进行了。结果在4月9日之前蒋介石就把1师、2师都调离上海，把26军调入。2月23日召开的杭州东路军军事会议后，东路军兵分两路：一路白崇禧率第一、二、三纵队进攻上海方向；另一路何应钦率第四、五、六纵队从苏、皖、浙边向常州、丹阳方向进攻，而第1军第3师属于第四纵队的一个师根本没在上海停留。至于26军第3师是1927年3月才由浙江炮兵旅改编的，没有参加东路军北伐。其四，没有具体被捕获释的时间，从众多说法看似乎是4月12日晚或4月13日晚，两个日期都不可信。所以，第一种版本的说法似属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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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版本，在网上或刊物上被转载的不多，只是网上凡有“潘宜之”的条目，不少都原样转载其内容，可见其可信度不高。它的可疑之处是：首先，地点可疑。周恩来是在上海县的七宝镇被捕的而送到镇中的司令部的，在那里遇到了潘宜之。潘是东路军前敌东指挥部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他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保定军校三期的同学，深得白的信任。而白的前敌总指挥部，在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立即从龙华移一部分到高昌庙的兵工厂内。七宝镇与龙华、高昌庙相差三四十里远，那是什么司令部呢？其二，潘宜之放人可疑。他是白崇禧的亲信。如果说蒋介石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元凶的话，那么，白崇禧就是屠杀革命者的直接刽子手，潘宜之则是白的帮凶。早在4月初，在前敌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时，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当场遭到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蒋友亮的反驳，潘却立即下令将友谅关押；潘是在“四，一二”政变前成立的“清党委员会”成员之一；4月14日潘宜之、陈群等被临时政治委员会任命为上海市党部指导员，当天下午潘和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一起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查封了上海临时政府、学生联合会、中国济难会等团体。潘怎么会释放被捕的周恩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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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版本的共同之处是：周恩来第二次被捕的原因在于“逃”，“逃避敌人的追捕”或“逃出机枪的扫射”。这是它们最站不住脚的地方！
其一，当时周恩来不需要“逃”。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事先策划好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在统一炮舰汽笛声后，手持武器攻打各个工人纠察队集中处，26军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将纠察队2000多支枪械和大量弹药收缴；早晨，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非常气愤；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的市民大会，进行抗议；会后，闸北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被反动军队占领的总工会会所，南市群众冒雨到东路东指挥部情愿，要求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等条件，但没有见效；晚上，上海总工会就定发动第三次总同盟大罢工。13日上午10时，10万（有的说6万）群众在青云路广场举行集会，下午一点半会议结束，开始游行，结果发生了宝山路26军2师兵士枪杀群众惨案。“此大祸后，即实行清街，禁绝行人，用大车将死者拖至荒郊埋葬，，，，，直至尸首移尽后，使渐恢复交通。”惨案发生后，一部分工人，不顾性命地冲回湖州会馆，坚决死守，直至1次日上午8时，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派人劝说，工人才忍痛退出湖州会馆。4月14日，上海总工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白崇禧屠杀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并宣布一致罢工；下午，白崇禧下令，陈群指挥军警搜查和封闭了上海临时政府、特别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自14日开始，被拘捕至龙华总指挥部的共产党人有千余人。从以上事实看，12日晚、13日晚，还没有开始全面搜捕共产党人，因此，周恩来无须“逃”，而且13日晚他愤而撰写了一份揭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电报文稿，次日交宋子文转发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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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当时周恩来不可能选择“逃”。首先，周恩来会遇险不惊的。早在“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参加爱国游行示威而经历过反动军警的镇压，并被捕入狱过；1924年9月到广州后，有过平定广州反动商团、两次东征、平定杨刘叛乱的战场经历，又有过沙基惨案、廖仲恺被刺案和中山舰事件的危险经历；3月21日又成功指挥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可以说，有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经历的周恩来，在宝山路惨案中是不会惊慌失措到“逃”的程度的。其次，周恩来的品格和信念决定了他在任何险境是不会逃跑的。他是一位责任心极强、对部下和群众极为关心的人。在13日的宝山路惨案发生后，他会和赵世炎等负责人一起组织群众疏散的；而且当时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仅有罗亦农、赵世炎和他三人了，其他负责人都去武汉准备“五大”了，其中罗是区委书记、赵是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他是军委书记兼中央组织部秘书，上海区委或总工会开会研究重大问题他一定会参与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11日晚已被杜月笙杀害了），13日晚周恩来能不参加重大决策的会议而逃跑吗？！
因此，可以说，无论两个版本制造者的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对周恩来伟大人格的亵渎。
事实上，“四，一二”政变后，作为“五大”代表的周恩来，本可以在事变的前后离沪去武汉，但是，他为了处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善后问题，却冒着被悬赏2万5千元大洋通缉的极大风险留在上海，一直到处理完善后问题，才于5月18日左右化装乘英国商船去武汉。难道如此大无畏而又及负责的革命者会遇险而逃吗？！所以，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周恩来在“四，一二”政变时不存在第二次被捕获释的经历。
                                                                                                                        2012-5-3

朗空

9月3日永日在本栏又发了关于周恩来“四一二”后在上海第二次被捕的帖子。该文似是转载某一篇报刊上的文章的。希望作者和读者朋友参考本人这个帖子，再查看相关的资料，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