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

不染亭

30年前的贺延光25岁，是1976年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事件中的英雄，他为此入狱7个月，出狱后直到1978年8月，才得到正式平反。他也因此在3个月里，陆续做了70多场关于悼念事件的报告，1980年进入《中国青年报》，任职至今。这30年间的贺延光，被更多人记住的是他的摄影，他与《中国日报》的王文澜一度成为中国新闻摄影的旗帜性人物。

克制、冷静。55岁的贺延光讲述起30年前的往事，反而更像一个旁观者。

1976年的选择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被公布。贺延光在骑车的路上，听到街上的大喇叭广播里播发了这则消息，然后是满街的哀乐，“当时就掉眼泪了”，“就像是一种本能反应”。他甚至清楚记得一个细节，广播里关于总理的那些评价，只提到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并没有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个时代人们心中最崇高的评价。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贺延光说，“这种敏感并不是人们天生的，是运动造成的”。

隔了30年再来看，贺延光说，“一方面是对于周总理的情感，一方面是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忧虑”。

这种情绪爆发的临界点终于在4月1日到来。

三个月的时间里，贺延光的感觉是，他和周围许多人一样，更加敏感地捕捉到了更多的细节，并有了愤怒的猜测——江青等人的攻击目标开始转向了周总理，被压制的悼念和有意识的误导与歪曲，终于“把大家心里的火弄起来了”。那时候贺延光25岁，是原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身兼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多重职务，是很被看好的“三结合”重点培养对象。但是贺延光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成了化纤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中那个“挑头”人。贺延光说，对他而言，这种选择是性格的必然。他领着人上街买花和松枝，扎好花圈，4月1日上午与80多人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那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已经布满了花圈，贺延光和同事们抬着花圈，经过半个多小时，才靠近纪念碑。贺延光回忆说:“你无法想象，那一天的天安门广场是怎样的情景，当我们开始唱《国际歌》的时候，人群里有多少声音在跟我们一起唱。”

那一天贺延光还偷偷带了相机，记录下当时场面。讽刺的是，整个“四五”活动期间，用镜头记录下历史的，都是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们，禁令之下，专职摄影记者们缺席了。

4月1日晚上，贺延光发现他们的悼词被人撕掉了。4月2日上午，他把悼词工整地抄成大字，和别人一起用纱布裱糊好，再用透明塑料布罩起来，当天下午再次送到天安门广场。4月3日上午，工业局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所谓追查谣言的通知。刚传达完，贺延光站起来反驳:“《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算不算攻击中央首长，要不要追查？应该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回答！我要求党委把我的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4月4日早晨，他又写了一张观点明晰针对江青等人的小字报，去广场张贴。所有的行为，贺延光现在记忆，都是很单纯的对这个国家天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感。

激烈和义愤终于给他带来了麻烦，一个多月后，1976年5月6日，贺延光被投进了监狱。

入狱和平反

贺延光后来才知道，他的案子当时被北京市“高度重视”，那封“揭发”他的举报信上，有当时北京市前四把手的分别批示。他被认定“幕后有黑手”。

贺延光被列入重点审查和打击对象，由13个人的大牢房转入两个人的小牢房，4个多月里被审讯了49次。还有一个十来个人的工作组到化纤厂，深挖所谓“反革命”，以致400人的厂子里100多人受到株连。

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人们内心的单纯，即便是在监狱里也没有什么差别。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发布当天，贺延光记得清楚，与他同牢的那个犯了事的18岁“小流氓”狱友，一下子就号啕大哭起来，释放出来的情感，真诚得不容置疑。对贺延光来说，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复杂的，“这跟自己当时的处境相关。我会马上想到将来谁来接班的问题，是否能够出狱，我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变化的契机跟我的命运直接相关”。

变化的契机比贺延光预期的更早到来，入狱7个月后，他被释放了。可是出狱的时候，公安局给作的结论是:虽然反“四人帮”，但对毛主席发生怀疑和动摇，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理由”是，贺延光在周总理逝世时说过这样的话:“周总理比毛主席年轻，如果没有人迫害，总理不会去世这么早。那样的话，主席百年之后，有总理在，事情好办。”

等贺延光回到化纤厂，领导班子已经换成查他的“调查组”的人，给他的“见面礼”，是要按照每月13块5的标准扣除入狱期间的伙食费。1977年5月，依旧“留着尾巴”的贺延光调任北京手表壳厂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改变的契机直到第二年才到来。

不染亭

贺延光感叹，自己就属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1951年出生的他，身上有着太多那个时代的烙印。隔了30年的漫长时光，再来看自己的1976年，其实也是再审视那个时代的缩影。

贺延光说，小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些领袖都是一个形象，是没有区别的，国家即党，党即领袖。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学校里的和家里的有相当的一致性。贺延光说:“说实话，直到上小学我才知道国民党指的不是一个人。”他还记得小时候大约就4岁多，在部队大院食堂吃饭，大人们开玩笑，鼓掌让他讲话，他搬了一个小板凳，站到上面喊了一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大人们掌声一片。其实他根本不了解那些话的意思。再大一些，四五年级的时候，政治在身上已经有了更加潜移默化的反应，贺延光举例，有一次上课造句，要用“毕竟”这个词，他造的句子是“斯大林尽管有错误，毕竟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老师当成范例。他感叹，“其实那个年纪的孩子懂什么呢？还是一种条件反射”。那时候广播里天天放的是“九评”，因家庭的缘故，他父亲那个级别的军人可以读《参考消息》，几个朋友到家里来，谈论的话题就是这些，有时候几乎是整张报纸都读下来。

同样因家庭的缘故，1964年贺延光一家从内蒙古搬来北京。“文革”初期，15岁的贺延光也成了红卫兵，但却是“内心忐忑不安的红卫兵”，原因是“我的出身当然是红五类，但是那时候到后来‘血统论’愈演愈烈，红五类也要查三代，虽然父亲是革命者，但是我爷爷那辈却是地主”。这时候的贺延光，“第一次对周恩来个人有了强烈印象”。因为周恩来反对血统论，认为人不能选择出身，但是可以选择革命道路，贺延光说，“这时候的周恩来，作为被人们敬重的领袖之一，把我们这样的人从惊恐和尴尬中解脱出来”。
“那时候对周恩来的印象，他就是一个‘管家’，这好像也是人们的一种共识。而且大家对周恩来的印象都非常好，他的出访、风度翩翩的样子，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贺延光在“文革”后期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面对林彪事件时，他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心里的爆炸事件”，“简直就是毛骨悚然”。“现在想起来，林彪事件，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我们禁锢了很久的思想之门第一次被开启了。”这就像是一个裂痕期，“个人开始思考，疑惑开始产生并且到后来被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了”。但那时候的周恩来，并没有被这样疑惑，他的形象，是一个稳定国内局势的执行者，大家认为周恩来只是执行者，不可能有人质疑他了。

1973年，贺延光回到北京，当邓小平被批，周总理又病重，大家是一种对这个国家前途走向的真实忧虑，“大家对于社会的不满，其实是从个人生活的无望开始，邓小平带来的是最直接的经济变化，跟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和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捆绑在一起”，对于邓小平的攻击，引发的或许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关于生存的一种本能。周恩来的去世，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而且周恩来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形象，坚持“良心底线”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中也被无限量放大了。

贺延光说，他曾经是那样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和周围人一样，急切而自然地“把个人命运和领袖命运捆绑在一起”，这种捆绑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惯势”。30年之后的贺延光，更乐于思考的问题是，“真正健康的方式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制度，而不是特定的个人”。

《三联生活周刊》总368期 (2006-01-09出版)

phylliszhou

“真正健康的方式是把希望寄托于一种制度，而不是特定的个人”

非常赞同贺延光的反思，这也是我在看上篇王昆家庭那篇文时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