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周年结婚纪念快乐】从西花厅的海棠花亿起（房儿版）

周房儿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有一次我说：“大姐，您年轻时肯定也挺漂亮的，要不周总理怎么会一直紧追呀。”邓大姐哈哈笑着说："嗨，这事儿连我原来都有点纳闷儿。我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那时你都到西花厅了，有一次闲聊，恩来才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说到这儿，邓大姐开心地笑了：“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周房儿

2 男扮女装，女扮男装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热情活泼的邓颖超在话剧《木兰从军》中的优美形象，吸引了台下一名男青年的注意。他就是天津学生运动领袖周恩来。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周房儿

3觉悟社

觉悟社组织比较严密，没有进一步发展社员。为了应付斗争的需要，他们还决定用抽签的办法，以号的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写文章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的是“五号”，叫“伍豪”。


为了不影响学习和工作，觉悟社成员规定，在社里不允许谈恋爱。后来反动当局逮捕了一批觉悟社社员，并逼迫学校开除了觉悟社社员的学籍，觉悟社在成立了一年以后被迫停止活动。

周房儿

4给你温暖——小超
１９２０年底，周恩来旅法勤工俭学。临走前的事情，千头万绪，可是，周恩来没有忘记跟邓颖超的约会，也许，这是他跟一个女性的第一次约会。

周恩来的魅方是特殊的，这种魅力蕴含着他的才干、见识、气质以至他的外貌，一直吸引着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他的身边不乏女性，即以觉悟社来说，口若悬河、冲锋陷阵的刘清扬，沉稳老练、坚韧不拔的郭隆真，热情似火、清秀机灵的张若茗，还有李毅韬、吴瑞燕、郑漱六等跟他都很亲近，自然还有年龄最小却聪敏过人的邓颖超。其中，张若茗特别喜欢和他在一块，能与他一道赴法留学，亦使张若茗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只是，她们和周恩来之间也仅仅是亲近，这种亲近是爱国运动的风风雨雨陶冶而成的。在她们中间，邓颖超跟周恩来接触也是比较多的。不过，接触中，彼此谈的更多的是爱国运动，“ 革心”、“革新”的共同信条，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秋夜，月光是那般皎洁，海河上吹来凉爽的风。河畔，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悠缓漫步，两人似乎有说不尽的话，谈朋友的聚散，谈觉悟社的未来，谈各自的打算，却没有涉及一个爱字。一贯抱独身主义的周恩来，近年虽很少谈论这个主张，可他也从没向一个女性表白过自己的爱，这方面，他是很执着的。早先，出狱后，刘崇佑大律师也曾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他像当年对待严范孙的提亲一样婉谢了，两位长辈对他的“冒犯”非但未予责备，反在出国之际慷慨解囊资助，这使他内心感激不已。邓颖超呢，尽管她的思想已站在时代前列，可是，要谈论爱情，似乎还不到时候，她才１６岁。对于周恩来的远行，她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她不想说，怕说不清楚，她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这不，她从拎包里取出一件东西塞给周恩来。

“啊，毛衣！”周恩来惊喜地说。

“据说西欧的冬天很冷，助你御寒。”

“谢谢。”周恩来似有所悟，却没好多问。那件毛衣领子内侧绣了一行娟秀的字：给你温暖——小超

摸着软茸茸的毛衣，周恩来分明感到了同志间纯洁真挚的友谊。他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刚强的邓颖超点了点头……

周房儿

5“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周恩来旅欧之后，与《新民意报》一直未中断联系，他给觉悟社社员的信，均由该报转交，其中他给邓颖超的数百封信函，也总由总编辑马千里转。


１９２３年，马千里已是天津达仁学校校长，他邀请邓颖超、李毅韬来该校任教，邓颖超离开了京师公立第七女子高等小学到了天津，周恩来给她的信则不必再转往北京了。频繁的通信，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由纯洁的友谊，发展为爱情。

“那时，恩来撵啊，撵啊，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多少年之后，邓颖超在一次谈话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

这期间，漂亮、聪明的张若茗仍然跟周恩来很接近。周恩来彬彬有礼、优雅洒脱的魅力，总令一些知识女性心旌摇动，而张若茗的感觉不尽如此，他们毕竟有过国内参加爱国运动，且一道入狱、一道创建觉悟社那段难忘的经历，如今又都在法国。她觉得自己对周恩来有更多的了解，她固然欣赏周恩来的外貌、气质，但她最倾慕的是周恩来的宽阔胸襟、睿智、辩才以及火一般的热情，冰一般的冷静……

但是，周恩来有周恩来的想法，张若茗热情的微笑，爽朗的言辞，以至清秀的脸和一双温柔的大眼睛，都给他以美好的印象。可是，她脆弱，周恩来很看重这一点，作为献身革命的终身伴侣，他觉得她不合适。他们的相处或相恋，是心照不宣呢抑或已经捅破？后来，相互间是有过争执呢抑或平静地分手？这些都无从知道，反正他们都年轻，即使相互间有过感情纠葛，也很自然，不足为怪。一件重要的事实是，爱是可以选择的，他已倾心于邓颖超，相信她是一定能经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他的意念中，时常出现那个身着白衫黑裙、头梳Ｓ髻、一身女教师装束的姑娘，这自然就是“小超”。

他的信是那样频繁，可表白却是含蓄的。 周恩来以“伍”署名给邓颖超写了一封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在信中，他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在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信中引用了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我们若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试图说明“这是独到之语”。这时的周恩来已认识到：中国要想革命胜利，就必须搞武装斗争。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她打开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周房儿

6鸾凤和鸣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924年7月下旬，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


从法国出发，经过1个多月的海上颠簸，1924年9月1日，船先停靠香港，周恩来从这里上岸。心情尚未平静的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一封信，汇报自己的行踪等情况。几天以后，周恩来坐“佛山”号轮船抵达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阮啸仙、彭湃两人到长堤码头迎接。


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他就兼任在黄埔开办不久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周恩来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两人志趣相同，交谈之中，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恋爱情况，周恩来很信任高君宇，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邓颖超接到信后，十分高兴，毕竟好久没有收到意中人的信件了。邓颖超笑言，高君宇是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月26日下午，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晚9时动手术，打开腹腔后，知已到肝癌晚期，无法割治了。2月18日，孙中山住进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邸诊治，病情日笃。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当时，正在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邓颖超万分震惊，哀痛的邓颖超参加了守灵和送葬。回到天津后，她又组织天津各界隆重追悼孙中山。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6月23日中午12时，广州的罢工工人、农民和学生10万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支持和声援上海工人的行动。当时，由黄埔军校的军人和学生组成的队伍参加了这次示威大游行。这组游行队伍的前列，走着一位英气勃勃的年轻军官，他就是周恩来。


这时，邓颖超发动天津各界人士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在她的领导下，天津人民罢工、罢课、罢市，积极参加到五卅运动中。7月初，天津反动当局悍然下令，通缉邓颖超。


就在邓颖超遭通缉的同时，组织上同意了周恩来与这位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结合为夫妻。可这时周恩来在广州，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脱不开身。为此，党组织决定调邓颖超到广东区委工作，一方面躲避通缉，一方面配合周恩来，也照顾她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便于他们结婚。于是，邓颖超收拾了一下行囊，匆匆出发。


邓颖超由天津南下广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数日。8月6日，她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客轮。离开上海时，她曾给周恩来发过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希望他能到码头接她。



那天，对于邓颖超千里迢迢南下广州，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一点也不敢怠慢。一大早就起床整理房间，并派秘书陈赓买来两盆花，摆在窗台。周恩来因工作实在太忙，不能去接，才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要求陈赓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周恩来把一张相片交给陈赓，陈赓一看，笑着说：“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 ：“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船靠岸了，陈赓手拿一张照片比照着，盯着出口看。这一看，他发现糟了，走得急，眼镜忘带了。他是个近视眼，没有眼镜，就是个睁眼瞎。他越想越急，越急越看不清楚。他焦灼地在人群中寻觅着，直到码头上人都走光了，也没有接着邓颖超。陈赓沮丧极了。他这是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而且是这么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他该怎样回去向他一向敬佩的周主任交差呢？


其实，刚才邓颖超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正焦急地寻找她那样熟悉的英俊的脸庞。没有，人群中找不到周恩来。邓颖超禁不住失望了，有些生气了：离别5年，千思万想，万里迢迢，从北洋军阀的通缉下赶到广州来准备结婚，可是在码头上人群中怎么也找不到你周恩来——是不是你太疏忽大意？


好在有他寓所的地址，邓颖超叫了部人力车，径自往周恩来寓所去了。陈赓最终也没有见到邓颖超的人影，其实就是见到了，高度近视的他也会错过。于是，他只得怏怏返回。走着走着，陈赓又乐了，心想，能干的邓颖超也许自己能找到周恩来寓所。于是，陈赓急匆匆地往回赶。


果然，他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在小屋见到一位身着白衫黑裙、长得端庄清秀的姑娘，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陈赓慌忙上前，愧疚地说：“我叫陈赓，周主任的秘书兼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


事实上，对于邓颖超千里迢迢南下广州，百忙中的周恩来一点也没有敢怠慢。当时，广州处于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抽不出时间去码头。为了迎接邓颖超，忙碌了大半夜的周恩来一大早就起床整理房间，并派陈赓买了两盆邓颖超喜爱的鲜花摆在窗台。


随后，陈赓笑着征询邓颖超的意见：“小超同志，你是先休息呢，还是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邓颖超脸上一红，随即笑道：“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我是来广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


陈赓听罢，当即带她到了文明路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人员说，周恩来刚来过，和区委委员长陈延年一同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在越秀路广东省总工会，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陈赓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教练，就带着邓颖超直闯进去。


满屋子烟雾缭绕。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等正在开会，陈延年也在那里。陈赓悄悄地向邓颖超介绍他们。邓颖超一面留神听，一面四下观看，周恩来呢？


透过缭绕的烟雾，在屋子里的一角，邓颖超终于发现了一身戎装的周恩来，他正低着头在写着什么。5年不见，他比在天津时瘦了。但依然那么英俊、严肃、睿智和深沉。这时，陈赓快步走到周恩来身边，向他耳语了几句。随即，周恩来抬起头来，迎着邓颖超炽热的目光点点头，向她投来微微一笑。


颇有组织纪律的邓颖超，为了不干扰会议的进行，静悄悄地退出屋子，在室外的走廊里耐心等待着、期盼着，等待周恩来开完会后向她走来。


直到晚上10点多钟，周恩来处理完工作，派陈赓送邓颖超回寓所的时候，原定12点宵禁的时间忽然提早两小时，回不去了。幸亏陈赓在这里很熟，他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找了间屋子安排邓颖超休息，嘴里连说对不起。

周房儿

第二天早晨，陈赓笑着告诉邓颖超：“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广东区委会，今天一清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他让我捎话，今天一下班，一定尽早赶回寓所。”邓颖超笑了笑，让陈赓快过江去黄埔军校。


回到周恩来寓所后，邓颖超收拾了一下房间，在街上吃了早点，便到文明街广东区委会报到。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对她说：“党组织决定调你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也是照顾你和周恩来同志在一起。组织上决定你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也希望你能协助她开展广东的妇女运动。”接着，陈延年向邓颖超概括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听了有关介绍，邓颖超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也更加体谅周恩来了。


当天傍晚，她刚刚跨进寓所，就听到周恩来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你看，小超比我还积极。刚到广东，就急着上班去了，还让我们等着她。”“谁让你等了”，邓颖超一脚跨进房门，笑着说：“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这一天，他们结婚了。没有什么仪式， 也没请什么客人。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和邓颖超双目相视，两心相守，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黄埔军校的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推却不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餐馆请大家吃了一顿西餐，这顿饭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婚宴。赴宴的有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陈赓等， 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了。



客人们早听说邓颖超在“五四”时期便当演讲队长，大家热烈鼓掌，要求新娘子站在小板凳上报告恋爱经过。周恩来担心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只见她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脸色虽然有些绯红，但完全没有一般少女的那种忸怩和慌张。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便从容不迫地述说起来。她先从“五·四”时期和周恩来相识谈起，接着又讲了他们几年相爱的经过。她侃侃而谈，口齿清楚，声音宏亮，讲得绘声绘色，不时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特别是当她把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给她的那首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她用深情优美的语调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赢得了全体客人长时间的鼓掌和喝彩。张治中连声夸奖
：“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抗议了：“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反而喜欢被人叫：“XX夫人”、“XX太太”。好像是要摆显自己的身价一样。


站在后面的人嚷嚷说看不见新娘啥模样，张治中突发奇想，伸出双手把邓颖超抱了起来，放在桌子上，还大声说：“大家看，大家看。”这突然的举动把邓颖超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下面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客人们轮流着一杯杯地向新郎新娘敬酒。


邓颖超不会喝酒，体贴的周恩来把敬给新娘的酒一杯杯全代她喝下去。只看到他一杯又一杯， 竟喝了三瓶白兰地。邓颖超心里又急又心疼他，却又挡不住客人的敬酒。


周恩来喝醉了。 不过他有极强的自制力，没有失态，只是咕哝着，不放李富春和蔡畅走。邓颖超和蔡畅把周恩来扶到阳台上吹吹风，邓颖超找来一碗醋，让周恩来喝了醒醒酒。她知道明天一早，他还要赶到广东大学去主持黄埔军校新生的入学考试。李富春一面叫着“恩来，你好一些吗”，一面埋怨张治中、陈赓他们闹得太过分了。蔡畅打来一盆清水， 让邓颖超用毛巾浸透凉水给周恩来擦脸。


凉风习习吹来， 时间已过夜半，周恩来渐渐清醒。他连忙谢过李富春和蔡畅，催他们快回房休息。


邓颖超对他说：“我没有想到他们这样灌你，酒喝多了会伤身体的，以后，千万再不能喝这么多酒了!”


周恩来见妻子这样心疼和责备自己，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和邓颖超又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夜凉如水，邓颖超扶他回房躺下。


晨光熹微，周恩来匆匆起床，用凉水擦了擦脸，和陈赓一起赶到广东大学去了。


几十年后，邓颖超深情地说到周恩来这次喝酒：“我没有想到， 恩来有这样大的酒量，整整三瓶白兰地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他喝那么多酒了。”


这天是1925年8月8日。


邓颖超将革命工作和家庭生活同时安排得和谐、周到、妥贴。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温柔体贴的妻子。婚后， 周恩来夫妇从中共广东区委搬到了文德东路的文德楼，这是一个住着几十户平民的大杂院， 他们的新房在二楼约10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 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 生活十分简朴，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里经历了新婚的甜蜜。常到他们寓所去拜访的党的领导人和黄埔军校的同事发现，房子虽然简朴，陈设却很得体。邓颖超亲自挑选陈设品，亲自安排饮食。尽管邓颖超每天工作繁忙，回到家里，遇到客人来访，却从不让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她总是殷勤地招待他们，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周房儿

目的是 88个小段加88张照片组成本文 但随时可能会坑。

ccr

这里关于结婚及请客的问题,据我所知,表述和历史事实有些出入。结婚是8月8日，“没有什么仪式， 也没请什么客人。”但后来又说请客了，“这天是1925年8月8日。”这就有矛盾。蔡畅和李富春是8月20日从欧洲回到广州的，这是其他资料确证了的，所以8月8日即使有酒席，她也不可能参加。但这个酒宴又非杜撰，一定存在过。所以综合起来，是1925年8月8日结婚，后来同事陆续知道了起哄，于是周恩来夫妇在8月底至9月份，请了一次客。

swq1327

陈翠荣先生是这方面的权威，这样的推测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