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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开始,恩来即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身份开展活动。
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和全力配合的承诺,取得了米夫对中大毕业生分派四条建议的认可;又根据恩来的建议成立了由东方部、中共代表团和中大支部局组成了分派工作小组。
7月3日上午,中大召开全体毕业生大会,被派到工厂劳动的学生也基本被召回与会。大会由支部局主持,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派员参加,主要听取周恩来的毕业分派动员报告。恩来从国内革命各项工作对人才的迫切需要、广大学员向往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强烈愿望,讲到毕业生分派绝大多数回国工作的总原则和对毕业生服从分配的要求。对在工厂劳动的毕业生,他还提了特别要求,希望他们在工厂一方面要耐心等待,另一方面更应在劳动期间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技术、学习革命精神。当他讲到“在工厂劳动的100多位女同学,将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的安排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此后,中大毕业生分派工作,有条不紊而循序进行着。恩来在参与研究、签署意见外,还不断接待来访和做学生分派的说服教育工作。但他的主要精力已放在其他重要工作上了。
7月5日,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以热烈祝贺,并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此时更加发展的还是农民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国工农群众不仅加入他们的苏维埃政权,并且有了为这个政权斗争的十万红军和十数万的游击队。”“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恩来的报告不仅让与会的一千二三百名联共代表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而热烈鼓掌,而且加快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应恩来的要求,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一闭幕的当天下午,恩来就与秋白一同向共产国际秘书处报告中共中央6月25日给恩来的来信。此信事关中国革命大局,几天前收到后,恩来即与秋白等人商量并立即报告国际秘书处,只是时值联共大会,没有开会研究。
共产国际的四位核心人物、东方部成员和远东局的雷利斯基出席了会议。先由秋白翻译了中央来信的主要内容,然后讨论。
“莫斯克文同志,来信说‘请你向国际力争’,你要力争什么?”主持会议的曼努伊尔斯基听完翻译后问道。
“同志们,我和瞿秋白同志是来报告中央来信,进行讨论、听取国际意见的。”恩来谦虚地说,“中央来信讲三个问题,主要是第一个问题即中国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来信认为国内目前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蕴藏着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因此,‘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是坚决不同意的’。来信要我力争的就是这个总路线,可我并不力争。”
恩来最后一句说得与会者都轻轻地笑了。
恩来在简要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和红军及根据地发展情况后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所以,我希望国际做出决议,以阻止中央政治局对6月11日决议的执行,并要求中央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关门主义。这就是我想力争的!”恩来结束了发言。这又激起了轻轻的笑声。
秋白在发言中也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革命的形势,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红军、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在苏维埃区域解决土地问题。
其余与会人员也纷纷发言,一致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定及来信确立的是“左”倾冒险路线,必须停止执行,也基本赞成恩来和秋白对中国党的目前任务的确定。会议决定:由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共同为共产国际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交秘书处政治委员会审定。
“莫斯克文同志,来信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曼努伊尔斯基讨论完第一个问题后问道。
“第二个问题是说,国内革命急需干部,要求秋白、中夏、余飞、黄平、刘伯承及在远东的其他同志若在工作中没犯严重错误,就应尽快回国;更要求我‘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不过,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恩来说,“秋白、中夏等同志回国问题经过代表团与东方部协商已经解决;黄平和刘伯承目前在远东‘红河赤卫队’任政委和司令,其任务结束后即可回国;我嘛,只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就能即刻动身,能否尽快回去就全赖在坐各位的支持了。”恩来话音一落又是轻轻笑声。
“莫斯克文同志,我们一定支持你的工作!”库西宁安慰道。
“好,第二个问题不用讨论了,第三个问题呢?”曼努伊尔斯基问。
“第三个问题是,请求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党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问题。”恩来说,“来信说,中央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最近三个月未能从任何地方搞到钱,上至中央下至省委的各机关都遇到很大困难,大部分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请求国际尽快把经费汇去。”
“经费拨款由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统管,就让他与你们商量吧。嗯,雷利斯基同志也留下一起研究,而其余同志就不参加了。你们认为如何?”曼努伊尔斯基见雷利斯基要发言,立即说道。
皮亚特尼茨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联共(布)预算委员会委员,主管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和财政拨款。其余的与会者当然同意主持人的意见,都离开会场,仅留下四人与会。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在离国前中央就要求我向国际报告党的严重财政状况了,只是此前看您太忙就没打扰了。现在我把今年以来中国党的财政情况向您详细报告一下。”恩来说道。
恩来以十分诚恳的态度报告了1月份以来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对中共拨款不及时、不到位、三天一次小额拨款无法分配、金价上扬造成的实际拨款减少以及由此造成对革命影响的具体情况,又指出国际原来指望苏区的帮助是不能实现的具体原因。
瞿秋白和雷利斯基也提出解决中共财政困难的要求。
其实,皮亚特尼茨基对中共的财政困难早已知晓。因为他此前多次收到中共中央的请求拨款的信函,而最近是3月20日和5月18日又分别收到雷利斯基和中共中央呼吁解决中共资金困难的来信。
皮亚特尼茨基爽快地说:“中共的困难我们知道。今年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而且从4月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
“谢谢您的支持,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不过,若是直接把款项汇给中共中央,将会避免驻沪代表转交的减耗。”恩来婉转的要求道。
“好的,莫斯克文同志!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你们中央。我向您保证,在您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我是当着雷利斯基同志的面说这话的哦!”皮亚特尼茨基慨然答道。
恩来见皮氏如此慷慨有些吃惊,雷利斯基见状就从旁劝止道:“既然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说了,钱一定会汇来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如愿解决,四人高兴地握手而别。
当然,来信还有一个问题恩来没有提起: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解除罗伯特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因为现在还不是提出此问题的时候。恩来所紧急要做的事情是:极力防止国内新的冒险主义行动的发生!所以,恩来和秋白就连续两天去东方部,与库西宁、米夫等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库西宁可能认为对秋白等人的处理过重了,对起草工作非常配合;米夫也许因为排斥秋白等人、中大毕业生完成分派愿望的实现和恩来宽宏大量气度的感召,在起草时也没有再做刁难。因此,由米夫和秋白共同执笔,仅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的撰写。
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和6月25日的来信。
会议首先听取恩来作《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是在三天前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发言的基础上,整理、扩充形成的,增加了许多具体数据、生动事例和逻辑论证,因而更具说服力;报告更让听者感到在革命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全国革命新高潮正在形成之中,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尚未到来,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扩大苏维埃区域。
会议第二项是听取米夫宣读《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进行讨论。讨论时,发言者对草案都基本认可,当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或增添的意见。
最后,主持人曼努伊尔茨基作了总结,并宣布:“这份决议案由米夫修改后,报经联共(布)中央审议,最后仍由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公布。”
7月21日,恩来接到东方部通知,要他和秋白于当日下午4时前,去克里姆林宫等待斯大林的会见。恩来估计会见可能与《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有关。他估计得没错。原来,7月18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会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经米夫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草案。经审议,要求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内对决议案再加修改,今天恰好是最后一天。
下午4点30分,恩来、秋白和米夫被召进斯大林办公室。在恩来、秋白问候寒暄后,斯大林亲切地招呼三人坐下。
米夫正要报告修改后的决议案,斯大林却说:“哦,米夫同志请等一等。我想先听一听莫斯克文同志讲讲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情况。”
恩来就翔实而生动地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当恩来分别介绍湘鄂赣边界及赣西南、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闽粤赣和广西六大区域红军发展过程及现状时,听得特别仔细,并不时询问着。
听完汇报,斯大林满意地说:“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中国同志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中取得了不小成绩,而在军事斗争中的成绩尤为突出!我建议中国同志,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鼓励!我们在今后的革命中一定遵照您的指示,把红军问题放在革命的第一位!”恩来尊敬地说后话音一转,“可我们现在发展红军遇到了一个很大了困难。”
“噢,说说看。”斯大林声调低沉的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发展红军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恩来接着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国际对中共拨款情况和经费困难给革命尤其是红军发展带来的影响。
“莫斯克文同志,今后你们将会收到按黄金比价拨给的经费!”斯大林肯定地说,“嗯,还有问题吗?”
“谢谢您,斯大林同志!没有问题了。”恩来与秋白同时谢道。
“哦,米夫同志该你的决议案了。”斯大林命令似的说。
米夫把修改后的决议案作了汇报,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还附了东方部的6个决议。请您审查。”米夫说后就递上关于中共的组织任务、职工运动、农民问题、苏维埃问题等6个决议。
“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斯大林很体谅地说道。
下午6点,斯大林结束会见,一共用了一个半小时。
两天后,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通过了七月决议即《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强大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还强调中国党要开展反右和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会议还决定委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中共中央6月11日的错误决议。
7月25日,曼努伊尔斯基应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与远东局的意见分歧问题。恩来和雷利斯基分别报告了各自的意见,在莫斯科两个多月的经历,使彼此关系融洽,言辞不是那样尖锐,观点虽然对立,讨论时也都心平气和。然而,讨论中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文本和7月16日中共中央的再次来信,却让问题复杂起来。
其中16日的来信说,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还“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帮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许多人根据新收到的中央两个文件的冒险倾向,认为双方产生分歧的责任全在中共方面。恩来在第二次发言时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与远东局的分歧应分两个阶段,在今年2月17日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中共中央以往工作的评价问题;而2月17日以后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对中国形势判断和党的任务的确定问题。而在第一阶段中国党基本是执行了国际路线的,因此对双方的分歧也应分别解决。
经一再讨论,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斯大林认可的七月决议不再修改,仍然执行,但共产国际应在适当时候,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针对上述两个中共文件的指示信;(2)政治委员会根据会议讨论对双方分歧分别做出2月17日前后两个不同的决议;(3)根据中共中央一再要求撤销埃斯勒远东局职务的要求,决定改组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盖利斯,其中盖利斯兼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负责人。
7月29日,共产国际通过了两个决议,即《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分歧问题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以来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认为,远东局的政治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和个别文件中有一些错误的提法,双方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共不能正确地对待远东局的必要批评的结果。在承认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希望尽快恢复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的正常关系。并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远东局的工作。
第二个决议认为,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6月11日决议的主要缺点是完全不提对苏维埃运动和召开苏维埃代表会议的评价及这一运动给党提出的任务,并无视远东局要求而发表,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号召中共中央今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并批评远东局的同志没有注意中共中央工作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等错误。
7月30日,共产国际电复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
至此,恩来赴莫斯科的解决两大矛盾、两大难题和要回干部的五项任务全部完成。
7月31日,恩来与秋白一起去德国柏林,然后回国。离莫斯科前,心细的恩来去东方部再次询问:国际同志有没有新的意见了?在场的东方部副部长马基亚尔明确回答:没有了,根据国际七月决议执行就行了!当晚。恩来和秋白乘火车到达柏林。
8月1日,恩来在和秋白参加了德国工人的抗议法西斯猖獗活动的游行示威活动后,恩来一人化妆并仍持出国时的护照,乘上柏林直达哈尔滨的国际列车回国。秋白因事要推迟几天回国。
8月14日,火车到达哈尔滨。恩来下车后找到住在此地的南开同学蔡时杰。第二天在蔡的帮助下,恩来化妆成工人挟着一只麻袋混在工人中间,乘上南下大连的火车,然后乘上大连至上海的轮船。8月19日中午,恩来抵达上海。(连载完)
朗空同学,前面有几篇重复但又不是完全重复,是怎么回事儿呀?
18# 永日 呵呵,抱歉啊,没注意转到第2页,就重复发了3次。
你确认一下,11#到15#,哪几个是准确的,其他的我可以帮着删掉
重复已删
17# 永日 谢谢!
在革命时期,周恩来一共三次去莫斯科:第1次是1928年夏,去莫斯科参与筹备和召开中共“六大”;第2次就是这次“远方释疑”;第3次是1939年9月赴莫斯科治疗臂伤。
唉,谁弄这个规定,还要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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